林语堂：一个人的抗战

钱锁桥教授在演讲

□本报记者张弘文/摄

今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讲述了全球视野下的具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致力研究林语堂二十多年。钱教授通过考证大量的与林语堂相关的中、英、德文等一手历史资料，还原了一个更真实的林语堂。与其他的《林语堂传》不同，本书着重梳理林语堂的思想轨迹，被称为“智性传记”。

4月25日晚，钱锁桥教授在独秀书房·旗舰店就“林语堂的抗战岁月”这一主题，和本书的策划编辑、资深媒体人燕舞老师一起，向读者解读林语堂在抗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钱教授先展示他所总结的林语堂的战时足迹：1936年8月至1948年7月，辗转美国、古巴、法国、中国等地。随后，钱教授通过林语堂在抗战期间扮演的五个不同角色，带领读者走进他“一个人的抗战”历程。

近年来抗战话题很热，学界研究有很大进步，媒体也很关注。我也凑个热闹，讲一个人的抗战故事———他的战场主要不在中国；他用的武器不是弹药，而是一支笔，一支写英文的笔———希望可以扩展我们审视抗战的全球视野。

我个人非常赞同中国抗战历时十四年，而不只是八年。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世界史也应如此写。可惜，世界史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根深蒂固，不仅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世界大战的起点，“七七事变”也不算，都说“二战”是1939年至1945年，中国人也跟着说。起码可以说广义的抗战十四年，狭义的抗战八年。

但这里还是讲狭义的抗战阶段。这又可以分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参战，再到盟军诺曼底登陆，再到两颗原子弹结束战争。三个阶段的焦点、议题都不一样，我这里只讲前两个阶段。

我们可以从林语堂在抗战期间扮演的不同角色来看这一个人的抗战：

第一，林语堂是个“记者”，给《纽约时报》等美国报刊撰写时事报道，第一时间通报中国情况，阐述中国的“民间声音”。

第二，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在于推介中国文化，被誉为“中国哲学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运用其文化资本，用艺术手法(小说创作)呈现中国人的抗战形象，同时着重阐释一个“现代中国”。

第三，他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号召运用中西智慧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文明。

第四，担当“国师”的角色，给蒋介石建言。

第五，担任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给中美两国老百姓做信使。

战时记者

“七七事变”后不久，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战事。8月《生活的艺术》完稿，林语堂到古巴度假，《纽约时报》发电报追来约稿请他谈谈中国时局。林语堂坚称这次中国人会战，哪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口。

林语堂自“九一八”以来，一直是主战派。他并不是不懂“中国有长程哲学，却没有短程炸弹”，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更为重要，战争的输赢并非完全由炸弹的数量来决定。因为没有炸弹，便使劲压制民族主义情绪，不如放开一搏，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就实际上赢了。”但这需要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敢于“坚壁清野”，才能耗得住。当然，外援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林语堂还在重庆时，便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一次，轰炸后的浓烟未消，林语堂上街逛了一逛，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林语堂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他确信：“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中国哲学家”

日本的武器弹药、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但日本要征服的是一个现代的、具有强大的民族认同感的中国。日本政客扬言要用坦克摆平反日情绪，林语堂讥讽道：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想用武力来扫除某种情感。

为了突显中国老百姓在抗战中的爱国精神，林语堂还特别指出中国抗战中“最振奋人心的场景”———战时大合唱。

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田汉填词，林语堂把它译成了英文。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

要把“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并不是件易事。林语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国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俭、可亲可爱来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和野蛮。于是，他创作了两部史诗式的抗战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京华烟云》扉页写道：“本小说写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谨以此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小说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从激进叛逆的黛云到古典优雅的曼娘。曼娘是传统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旧的礼俗，但小说的情节安排赋予曼娘一个关键作用———由她来决定中国该不该进行抗战：

“你觉得中国应该和日本打吗？”木兰问道。

“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如打一仗。”曼娘说。“怎么能让阿轩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

木兰记得她爸说过：“你问曼娘。如果曼娘说中国必须战，那中国就会胜。如果曼娘说中国不能打，那中国就会败。”

“你认为中国可以和日本一战？”木兰又问道，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都必须去战。”

好了，曼娘把话说了！

抗战一打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小说中曼娘的死正是这种牺牲的悲壮象征。

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其文学历史价值在于：该部小说第一次纪录、揭露并谴责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语堂指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的原因并非战场上的恐怖(诸如空袭炸弹或枪林弹雨)，而是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那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文化使者

林语堂在美国不是高谈阔论中国哲学、儒家智慧，而是真正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

1943年9月22日，林语堂离开美国第二次回到战时中国，走之前，他上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听众说再见，并同时盛邀美国听众以个人名义给中国人写信，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由林语堂把这些信亲自带到中国。林语堂的呼吁得到美国听众热烈的响应，他收到很多来信，最后带了六百封到中国。以下挑选几封信的段落，以见证中美关系史上罕见的“民间亲善交流”。

马里昂·阿尔特曼(MarionAltman)：

……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阶段马上就会结束，我们可以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发现对方。我们时刻心系你的同胞。我们也会力尽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请转告他们……

约瑟夫·古德伯格(JosephGoldberg)：

……你回到你的祖国后，请告诉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们心连心、肩并肩。中国应该做的(等他们能做的时候)是：派一些学者过来，在我们的学校、大学和公共机构给我们讲解中国文化，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约翰·莱利(JohnH.Riley)：

请把我的名字也写上。等你回到中国后，请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叫弗朗西斯·莱利(FrancisX.Riley)，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你告诉他他老爸说的：给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们加倍偿还他们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我儿子现在在中国帮助你们的宏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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