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古代四大改革

＞＞＞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

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由于新法鼓励农耕，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秦国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同时，由于推崇战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推动了商品交换。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的推行，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

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强大，经济繁荣，天下济世之才广集到秦。秦出现了吸收和使用外国人才的高潮，高级官员多由外国人才充任。比如武王、昭王两代先后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秦国还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国人才的制度即客卿制度，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况对此描写说，“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怡然如无治者”。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领土扩张，国力进一步增加，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落后被动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长期 “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

＞＞＞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

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指中国北宋宋仁宗庆历 （1041年-1048年）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庆历三年 （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显然，其绝大部分措施皆针对吏治，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

王安石变法以 “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据《山西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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