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

李鸿章访美可能造就一个现代的中国。1896年9月刊于美国《马蜂杂志》《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赵省伟主编许媚媚王猛邱丽媛译广东人民出版社□解玺璋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与西方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对于清朝的兴趣也明显地增强了,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报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有发现新大陆而好奇心不可阻挡之势。近年来,颇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致力于搜集整理西方报刊对于近代中国的报道,成绩十分显著,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难得的资料。赵省伟便是做得有声有色的一位,他的“西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都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推出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也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两代,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病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历史叙事对李鸿章是贬多于褒,把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都推给他,甚至称他为汉奸、卖国贼,因为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成为“贤相”“伟人”的可能。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正在回归历史本身,不再限于政治的、党派的层面。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各种“翻案”文章出现了,为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支持,以至于偏离了原本的观念。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书写中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宿命。

我无意责备历史研究者。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由官方垄断信息资源的传统,个人难以获得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和信息；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仪规范,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传资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后来者只能望而兴叹。的确如这本书中所说:“如果一个人想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经历,他很容易就能得到相关信息,而想要获得李鸿章总督的相关信息却并非易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正是此书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原因之一。书中收集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李鸿章病逝前西方报刊关于他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他在洋务方面的种种表现、他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书中对这些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并配有新闻图片,展现了瞬间记录下来的现场感。

西方看东方与东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点,即难以超越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实际上,异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运用其自身传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重组、重构、重写的结果,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误读、虚构和夸张。不过,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没有见到的少写或不写,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评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至于新闻述评则另当别论。因而,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涉及较少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敏锐的观察力而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表达。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关注的,然而却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李鸿章的复杂性所不可缺少的。当初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在身居海外、档案文献不易得到的情况下,就大量采用了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比如开篇即提到李鸿章与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那段对话,在《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中就有原汁原味的报道,并有多篇各报记者就此事所作的访谈。而这段对话,恰恰透露了李鸿章难为人言的苦衷。梁启超曾明白指出:“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

我的意外惊喜,是在书中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发表于美国《夏威夷星报》上的关于李鸿章给梁启超复信的报道。虽然不见复信全文,但报道所引述的复信内容还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梁启超的《上粤督李傅相书》,相当于一封公开信,最初发表于1900年3月1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四十册,后收录于《饮冰室文集》第五卷。信很长,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及清朝在其中的危险处境。而执政者对于这种危险却置若罔闻,大敌当前,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反而谋划着废明君,不但立一个九岁乳臭未干不解汉语的孩子为储君,还把保皇爱国的海外民众视为仇雠,不惜以其家属的安危相威胁,甚至派人暗杀改革派人士。虽然他表示这些做法或非李鸿章本意,“惮于炙手可热之权威,不得不奉行逆命”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但他也提醒这位行年且七十余的老翁,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晚节,并以顺应时势相劝,“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而当今的时势,就是倡民权而尊民意。据报道,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改革的,在平息太平天国叛乱的过程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没有办法阻止她这么做。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这些蛛丝马迹,对于了解李鸿章这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大有帮助的,而这类材料在这本书中并不少见。对这个人物和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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