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旅馆”

如今，有不少人选择在春节假期外出旅行。一个好的住处会为旅途增色不少。因此，一到假期好的酒店和旅馆往往很早预订一空。如今的旅行、住宿业非常发达。那么，在物质条件不够丰厚的古代，人们如何解决住宿？古代的旅馆业又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周代就有驿传可供住宿

我国最早类似于“旅馆”的场所叫做“驿传”，是供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及诸侯往返都城途中居住的旅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官用的“驿传”，民间商业性客舍也有了发展。繁盛时几乎遍及各地，名为“传舍”或“逆旅”。

战国时，养士之风盛行，各国君主为了罗致客卿，开办了许多养士客馆，而且有不同等级，用来招待前来投靠的人士。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北朝时，民间旅店发展很快，几乎遍于城乡，许多王公贵族发现旅馆业的赢利可能而竞相建置。一时间，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旅馆业。当时出现了“邸店”，除供客商食宿外，还有供客商存货和交易的场所。

“旅馆”一词也初见于南朝。南朝宋谢灵运《游南亭》诗有云：“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到了隋代，大运河建成，一时间“商旅往返，船乘不绝”，为了满足商旅食、宿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广造旅邸”的潮流。

唐代旅馆业兴旺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旅店也在此间获得巨大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迅速恢复了地方向皇帝朝觐的制度。由于天下方定，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很多官员为此纷纷抱怨朝廷招待欠周。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在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建成后李世民还亲往察看。

唐时有两种“国宾馆”，一曰鸿胪客馆，归主管外事接待、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主要招待外来使臣。二曰四方馆，归“三省六部”之中书省管辖，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

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民间馆舍也更加兴旺。豪富之家多设馆舍，以待往来。“旅馆”一词也大量出现，《太平广记》记载，岐州富人王祐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容纳千人食宿。定州富人何名远更是财大气粗，他沿着驿站开设旅馆，让那些不能住驿的行人都住进自己的店舍。

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旅馆开始显现出“馆”与“店”的明显区别：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包括公馆和私馆。驿站中还设有驿馆。“店”则多由民间自办，馆与店的食宿设施也有区别。

当时，有的大旅店兼营其他业务，如对外开设餐厅、安排货栈寄存、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这种大旅店又叫“邸店”，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意味。

遍布全国的驿站和候馆（即宾馆）和人们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在唐诗中也可见一斑。李白“临驿卷缇幕，升堂接绣衣”、韩愈“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等诗句都反映了唐代驿站以及旅馆业的兴旺景象。

元代出现了“饭店”

宋代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旅馆业同样繁盛，旅馆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唐代。史载南宋都城临安私营客栈遍及全城，多设在闹市区、西湖沿线以及江干、城北等。引发爱国诗人陆游写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名句的旅邸就在砖街巷，即今杭州孩儿巷。诗人林升吟出“山外青山楼外楼”时所寓旅邸就在西湖边上，该诗当时就题在旅邸的壁上。

元代就有了“饭店”的记载。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提供铺席）的饮食店。这源于唐宋时期旅馆业的发展：唐宋时“正店”（酒楼）和“食店”兼营住宿业务的屡见不鲜。到元时便有了正式的“饭店”名称。“饭店”在元代是口语，历史沧桑，逐渐成为现代人们常用的名词。元代杂剧《翫江亭》中就有“我要吃饭呵，走到那饭店门前”的说法。

明中期，驿道管理松弛，大臣张居正主张裁减驿传，但收效不大，造成明代“驿站”的时盛时衰。尽管明代官办驿、递每况愈下，但民间旅馆依然发达。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天堂之城”杭州，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客店很多，每店设十至十二间客房”。

明清时期，除了民间的旅馆，会馆也非常兴盛。在京城，不仅有地区性会馆，而且还有行会会馆。“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就是明清时期会馆尤多的最好写照。当时，北京的地区性会馆主要接待赶考的各省举子，行会会馆主要接待各地商人。北京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大部分坐落在宣武门外到前门一带。当时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会馆，苏州的会馆从明万历开始发展，多时达九十余座。

至于近现代，会馆仍然存在。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就住在位于北京的绍兴会馆，作家张恨水来京时也住过会馆。

到了晚清，随着清朝国力衰微，由先秦沿革而来的会馆发展趋于停顿，但西方旅馆大举开建，客观上使中国的旅馆业也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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