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忧伤

李腾贵

正在上班，父亲打来电话，说二叔和肖子来了。我只是哦了一声。父亲希望我能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明白二叔的来意。肖子是二叔的孙子，刚刚从一所民办高职毕业，三年时间花去了十多万块钱。二叔的儿子和儿媳这些年一直在上海、江苏等地打工，主要在厂子里做汽车轮子的磨光工作，很脏、很苦、也很累。这个肖子比我的孩子大五岁，但很顽皮，也不懂事。这些年一直由二叔带着，由于学习不好，只上了一个高职。去年毕业后，去上海他父母打工的地方游了一趟，回来便无所事事，不是在县城里晃荡，就是在家打游戏，睡懒觉。

父亲知道我有几个同学在县城里当领导，这个堂侄回来后就一直给我说在县城里帮忙尽快找个事做，不然蹲在家里就学坏了。我知道这娃子的劣根性，所以一直就敷衍着，不愿意也没能力帮他。今天，二叔终于领着他来找我了。我怀疑这是父亲的主意，在父亲看来，亲自让二叔出面来给我施加点压力，或许效果会好一些。

回到家里，二叔正坐在沙发上和父亲聊天，那个堂侄肖子在玩手机。二叔是个老实人，二婶突然去世后，家里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由于饭吃不到时间上，饥一顿，饱一顿，显得又黑又瘦，还因为长期抽烟的缘故，咳嗽的厉害。见我回来，二叔忙说：“下班了，今天来找你，就是肖子的事。你要想办法给找一个能坐办公室的工作，这个娃吃不了苦。花点钱也没有关系，让他爸给你打过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笑笑。二叔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脸红得让人害怕。我知道他在等着我的回答，脸上漾着乡下人常见的那种卑微的笑。白白净净的肖子半截子身子卧在沙发里，玩手机、抽烟，似乎我们谈及的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可是，我知道父亲和二叔高估了我的办事能力，在这个凡进必考就业的社会里，我实在是无法帮一个高职学历的人找一个能待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现在就业形式如此严峻，就是211或985的学生变业都很难，况且还是高职生。

我答应了二叔，除了答应，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会说什么。吃过午饭，二叔终于满意地走了。临出门时，他又转过身，叮咛了一番。在他心目中，仿佛只要我今天打一个电话，肖子的工作就可以解决。下午上班，我看着手机发呆，内心苦不堪言。我不知道电话应该打给谁，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算起来，二叔不是第一个找我办事的人了，那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同姓族人、远房亲戚和拐弯抹角找来的村邻，他们都托我办事，不是找工作、找医生，就是找活干，再就是孩子上高中、上大学。当然他们也知道一些“游戏规则”，他们说，需要花钱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但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钱确实能办成一些事，但有些事，钱未必办得了。两年前，堂侄的儿子从农校毕业，去了新疆打工。由于是两代单传，堂侄说新疆远不放心，要我给找个工作。那次，恰好朋友当老总的一家保险公司要招理赔人员。于是，顺利解决了堂侄孩子上班的问题。如今，那孩子已经在城里买房，并娶妻生子，完成了他人生的基本大事。

自此，村里人便认为我能耐极大。去年，姑父的干儿子考公务员，笔试过了，但面试不理想，为此，姑父领着那个孩子专门来我家来找我。事实上，我是半斤还是八辆我很清楚，再说现在什么都很透明，尤其是公务员招录，多少双眼睛盯着，怎么可能有瑕疵。但在他们面前，我似乎不能拒绝，也不该拒绝，我一拒绝，他们就有足够生气的理由。可不拒绝我又能怎么办呢？在乡亲们的眼里，工作就等于一间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冬暖夏凉的办公室，等于每个月的工资不少于四位数，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的话，那就还等于一个城里的媳妇或女婿……在这个城市，我已经混了近三十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确实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但我的人脉关系还办不了他们要办的大事，这些大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人脉关系。在我用这些时间积累的关系网里，有商人、自由职业者、新闻工作者、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唯独没有乡亲们需要的那种关系。

他们在乡村里生活，无法体察到一些城市的冰冷和无情。买个大白菜，少一毛钱都不行，而在他们生活的小村里，白菜遍地都是，谁要吃谁去挖，甚至不需要告诉主人。小村里剩下的，净是些妇女、老人和学龄前儿童，地里的菜蔬和庄稼，家里的钱财和物件，没有人担心。担心其实也是多余的，岁月都老了，小村没有进过一个陌生人。

一个星期之后，二叔又给我打电话，父亲也是，起先是在上班时间，发展到后来，居然是在凌晨或午夜。肖子的工作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我一天不落实他的工作，就意味着老人们要多失眠一夜。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正在办”“还在等消息”……好在老人们看不见我的表情，每次对他们撒谎，我握电话的手都在颤抖，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大约二十天之后，我终于给二叔打了一个电话，就肖子的工作落实问题做了说明。那次通话很长，但二叔居然没有咳嗽。上个月，肖子去新疆当了协警，听说收入还不错。但愿他能安下心，干好这份工作。这对已然老迈的二叔和我父亲来说，多少是个安慰。

另外一些如同肖子一样求助过我的孩子，大多已不知所终。为了他们的工作，我努力过，然而我力不从心。而我的父亲也不再那么热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办不了乡亲们希望能办成的大事，所以他不再轻易告诉乡亲们我的电话号码。为此，我的电话安静了许多。

前些天，我回了一趟小村。小村还是我熟悉的小村，街巷里，有几个老人在聊天，他们都是我的一些堂叔和堂哥。有的和我打招呼，有的说我老了，有的说我胖了，我只是看着他们点头微笑。在不着边际的闲聊里，我甚至有些急于逃离。在城里，我拖着一颗漂泊的心，在乡下我怀着一颗逃离的心。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心会在何处安放？

新闻推荐

“洋景漂”：在这里融通中外

美国艺术家喇叭在他景德镇的工作室里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对景德镇情有独钟；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肤色，却对陶瓷文化深深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