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扶贫挂职干部的交流

快过年了，转眼间，挂职扶贫已经七个月了。过年回家前，同城的挂职干部们茶余饭后也常以茶会友，交流交流心得。在这里的外来挂职干部中，我属于新兵，另外还有两位老兵，目前已挂满两年，今年夏天即将结束挂职，返回原单位。他们一个是来自央企总部的审计专家，一个是来自上海地方的经管干部。两年间阅人阅世不少，感触也很深刻。

话说这一日，我们三人不约而同聊到一个贫困地区改变观念和意识的问题。

我先讲了自己最近的一段经历。我终于遇到了不少挂职干部早晚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我的七个挂包户之一，他一直在外打工赚钱的儿子回家准备过年了。刚一到家，就按照门口建档立卡户挂包的信息卡上留下的我的手机号码，给我打来电话，开门见山：“曹领导吗？你好，XX乡XX村XX家你知道吗？”

我脑子里飞速转了一下，这名字太熟悉了，就是我那个挂包户啊。可是上级派来的巡视组不是刚走吗？怎么又来打电话微服私访？我赶快举一反三问一答十，对答如流，把这个挂包户家的情况说了一下。这时他才插上话，说他就是他们家的大儿子。

我这才放下心来。

他开始用生硬的质问口气说：“你过年前不来一次吗？”

我说：“我前不久刚去过啊，前面几次去你都不在家。”

我心想，难道是这家老爷子糊涂了，前面我是又送被子又送米面油的，哪次也没空手去，他都没跟他儿子说吗？怎么一副兴师问罪的口气？

他接着说：“哎呀，我们家人多嘴多，我们这一回来过年啊，家里就住不下了，我想在前面再盖一幢房子。现在缺一些钢筋水泥，领导你帮着解决一些吧。”

哦，搞了半天是这个需求。我说：“你也先不要急，我尽量帮你协调。”

放下电话，我就想，这个事要怎么弄呢？先请乡里的干部去看一下，到底真实需求是什么，有多大，只能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你数额不大嘛，我给你个人掏掏腰包就算了，但你让我是把现货水泥给你拉过去，却也没那个本事，更调不动车。最终，房子还得靠他们自己盖，不能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当然，从我的角度考虑，一是要尽量帮助解决，二是既不能简单给现金、也不能完全满足还送货上门，尽量留下足够的交割证据，否则将来这事情做了都未必说得清楚，搞不好还要落一身不是。于是，通过熟悉水泥厂的人打听价格，和挂包户约定好时间到水泥厂，一手交钱一手拉货。

我之前也早听别的挂职干部讲过，一些挂职干部挂包的建档立卡户，胃口往往会大一点，知道你是外面来的、发达地区来的，有时候会让你给装修，让你给买家具，让你拉钢筋水泥的事当然也不稀奇。不过，我有七个挂包户，如果家家都如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奶水”怕也不够分。

那么，这个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的人，为什么一回来就敢这么理直气壮呢？因为挂包户会给挂包干部打分，他可以对你不满意。一个不满意，就可能把你一年的工作效果给笼罩住、毁灭掉。

我讲完这个故事后，上海地方挂职干部也讲了一件事。当地的州市代表团来到上海某区考察，看到“一站式服务”在提高审批效率、简化办事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地领导提出，希望某区在这方面提供支持。

某区非常爽气，表示这个作业流程背后的支撑性软件恰是本区企业开发，他们可以将软件无偿赠送，但是也请当地的同志考虑清楚另一个更本质性的问题：软件的更换是简单的，但它背后要动摇的是那一套传统的流水作业模式，而这套衙门式的作业模式，体现的是每一个部门的强大存在感和权力欲。你要用一个信息平台集成以往几十家单位和部门的审批权限，意味着强制他们让渡自己的权力，这种自我革命的结果，他们愿意接受吗？

当地领导认为这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回去没多久，让当地各部门开始推动，结果各部门主要的工作都是借机报上一堆机器设备采购的预算清单，却都对让渡自己的权力推三阻四。换言之，他们想要的是东西，而不是观念。这个改革就只能停滞在那里，无疾而终。

央企挂职干部接着谈了他的体会。他认为，“等、靠、要”思想仍然是严重束缚贫困地区发展的观念障碍，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落户投资，当地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关门打狗”、将之吃干榨尽，而不是追求细水长流、培育内生动力和税源增长点。将企业的一些公益性活动视为理所应当，反而认为企业来贫困地区就不该追求正当合理利润。这些都是对营商环境的极大破坏，也给企业留下了不好印象。

另一方面，决策效率也存在改进空间。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看人办事而不是就事论事、模块化操作，这样的行为方式有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摆脱贫困，观念至关重要，有时候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有人说，去农村扶贫还不如直接把人赶到大城市算了。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一来，靠城市化的吸纳，解决不了如此庞杂的贫困问题。更何况，城市单向度地抽空农村已经一再以事实证明，是存在巨大隐患的。二来，即便城市愿意吸纳，农村人口就真的愿意去吗？很多贫困人口是没有外出务工意愿的。每天在家里喝着小酒过日子，舒服得不要不要的。政府围绕着他们搞产业扶贫，发下来鸡苗鸭苗鱼苗。随便养一养，然后逢年过节，亲戚朋友一来，大家把它吃掉。发给他的很多东西，不会变成资产，会变成一个消费品，吃到肚子里。你说这个鸭子卖出去100多块钱一只，没法变现可惜了，他们却未必认同，吃掉就吃掉。

所以，为什么乡村振兴过程要把乡风文明建设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呢？很多贫困地区农村薄养厚葬，礼俗规矩繁多，动辄红白喜事，隔三差五过节，谁吃得起？没钱了，正好手头有那些鸡苗鸭苗鱼苗，就干脆就吃掉，抵人情债。然后，明年很可能政府还要继续给你发鸡苗鸭苗鱼苗，但这些初始投资并未结出硕果，反而始终在商品化、市场化的流通体系之外处于游离状态。

这就形成了一个扶贫领域的一个怪相：扶贫，扶到致贫；不扶贫，稳定何来？

所以我常说，只有教育扶贫是有用的。年轻一代人通过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比如说，他到外面读书了，不回来了，在城市就业、当老师、考公务员等等。按照规定，这家就不可能算贫困户了。自己子女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会不按照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解决家里贫困问题？所以这就直接脱贫了。

老一代人不愿意走，但政府不可能不管他们，任其自生自灭，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对政府而言，目前的一些帮扶措施，几乎可以理解为常规性地以工代赈，把很难改变观念、也不可能“树挪死、人挪活”的老一代人养起来，毕竟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是极其脆弱的。

反观那种硬性的、有组织的劳动力输出，对于未来两年的数据指标来说，确实是有效果的。可那都是短期的。全县人口中的1/3、14万多人外出务工，很多是小学学历甚至文盲，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最终不可能留在城市，还是会回到故土，届时就仍将面临返贫的风险。

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通过教育提高自己的技能，甚至离开当地。完全靠时间的洗刷，实现一种代际的继替。这样说也许消极了些，有些群体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难于改变。

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根子还是出在思想上，区域闭塞，认识滞后，这是最大的前置性问题。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等不来，前路漫漫，任重道远，唯有点滴改进，累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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