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去年我在人文社出了两本书。上半年的《漩涡里》,是我近二十多年来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我的思考、遭遇、忧患,我为它做的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为什么放下自己最热爱的文学,心甘情愿为这件事效力。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写完这本书,我好像画了一个句号。
下半年就写了这部长篇《单筒望远镜》。
我被人认为重返文坛了,认为这会不会是我创作的“第二次浪潮”。我肯定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
这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的小说。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
这小说是写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年代。是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又注定是一个悲剧。
我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而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
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小说最终还是要完成一些审美形象。我写了两个女人,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两个女人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她们在那个时代悲剧中都是可爱又无辜的悲剧主角,都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对人性的关切及对历史的反思。
在小说中我用了好几个意象,比如那棵古槐,孤单的小白楼等等(租界边缘许多这样的房子,一面窗子对着租界,一面对着老城)。使用单筒望远镜,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在爱的立场选择可能是美,从人性的立场上选择则需要沟通,从文化上可能选择好奇,在历史局限性上可能会对准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部小说这个时代所有人物,都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
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这小说在我心里放很久。一个作家肚子不会只有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二十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此外,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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