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日记本

□安宁

父亲的日记本锁在抽屉里,更像是一本隐秘的家族史。我每次避开他翻阅,都有回望父辈艰辛劳作历史的感伤。

日记是从1972年开始记录的。那时的父亲18岁,高中即将毕业,父辈皆为农民,他当然没有希望继续上大学,所以他的日记本里,一边激情昂扬地写着标语口号似的《论人生理想》,一边很务实地记录着如何栽培倭瓜的技术。想来那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有些不甘的吧。那个日记本,还是学校给予他这样一个“文艺宣传战士”的奖品,他又热爱文字,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可即便如此,他也逃不掉回乡务农的命运。那时的奶奶有些怕事,看出父亲思想动荡起伏,便趁他没注意,将他最喜欢的《聊斋志异》和其他书籍全部扔到炉灶下烧光。大约,这样的一把大火,将父亲还向往着外面世界的心给彻底地烧为灰烬,所以此后父亲的日记本里,除了一些自娱自乐创作的歌曲、小说、散文,再也没有了高谈阔论式的人生理想。而关于栽培农作物的脚踏实地的文字,开始在他兼做日记、摘抄本、记账本等多项功能的笔记本里频频出现。

那时的父亲还没有结婚,在劳作之外,他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文字倾诉。他写村子里编起席来双手灵动如飞的年轻嫂嫂,用满腔的热情记录着乡村的变化,评价电影《卖花姑娘》和《英雄儿女》。

在与母亲结婚以前,父亲不停地在乡村寻找自己的出路。他在日记本里不只是记录庄稼的种植,还有编织柳条筐的技术、治病救人的药方。这样三个不同的谋生技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在我们兄妹三个相继出生以后,他需要做一些别的小生意,才能供我们读书。可是,他依然尽职尽责地做着一个农民,在应该上交公粮的时候,带上我去交公粮。我整个的年少时光,似乎都植满了坐在板车上由父亲拉着去粮库的记忆。粮库里人总是很多,父亲夹在长长的队伍里,与乡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待,间或给我一个卖完粮食买一包油条的明亮许诺。那时的父亲,相比起结婚前,已经慢慢沉淀下来,开始接纳自己成为农民的事实。编筐、打针,则不过是换取更好一些生活的副业而已。

父亲的日记本里,还记录着一些讨债者和他被人欠下的柳筐的费用。我能够记起一个与父亲一样瘦弱的男人,每逢过年,便携了铺盖卷来到我家,不声不响地等父亲给钱。他从来不跟父母吵闹,自顾自地在我们做好了饭时,拿来凳子和碗筷闷头吃饭,在夜晚来临时,又在厢房里打好地铺,倒头睡觉。而我的父亲,也与他一样,在过年前卷了铺盖去别家讨债。常常这个讨债的男人熬不住走了,父亲还奔波在讨债的路上。除了欠下的钱,父亲也一笔一笔地存钱,每一笔最多不过一千,最少甚至一百,都是银行定期,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是一个农民对安全感的存储,他用这样的方式,与生活讲和。

至于在村里做赤脚医生,养殖蘑菇,去山西采煤淘金,做煎饼,捉蟋蟀,在父亲的人生中,不过是一些小的波浪,它们时不时地就跃起,给予父亲生活的激情,但却最终落下潮头,回复至平静的农民生活。他的日记本因此丰富多彩,有对各类疑难病症治疗方法的记录和研究,蘑菇对光照水分的需求标准,在山西挖煤分文没有挣到,但回乡途中依然花费几元钱洗澡理发的简单记载,还有摊煎饼时每家每户所欠粮食的记录。曾经,在我读小学时,因为他的手表被人偷去,母亲与他大吵一架,气愤之下,他悄无声息地买火车票去了武汉,投奔远方亲戚,并试图在那里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不知他去向的母亲,焦虑地四处找人算卦,打探他的消息。父亲在一个月后才肯写信。而那封信,也是亲戚代笔。我记得不识字的母亲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信,让我和姐姐读给她听,因为字迹潦草,我们读得磕磕绊绊,招来母亲一通责骂,她用呵斥我们白白读书的方式和流泪倾诉内心的悲伤。一个月后的深夜,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新买的橘子,剥给我和姐姐吃。日夜期盼父亲平安归来的母亲则假装睡着,在卧室里无声地哭泣。那几斤橘子的价钱,在父亲的日记本里被准确记录下来。只是这橘子背后的故事,他却只字未提,犹如它们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几年后,借助一个去园林所打工的机缘,父亲进入了县城,帮人疏通下水道挣钱。那时我已读了大学,父亲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一个每月40元租金的破旧小院里。记得刚刚搬进去时,母亲看着裂了一条大缝的墙壁,伤心地哭了。是父亲买来石灰水泥,将那些破败的地方一点点修补起来,又在泥泞的院子里铺了一条红砖的小路,还换了一个好看的铁门,让这个收破烂的人都不想租住的院子现出一点朴实的生机。我们在这个县城的角落里一住便是五年,而父亲的日记本里,也记录了五年来每一笔疏通下水道的收入,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它们水滴一样,汇成一桶一桶带着房檐上泥沙的水,并最终积攒到买下一栋二层小产权楼房的钱,让我们一家自此真正在县城里可以挺直了腰杆驻足。

那个时候的父亲,几乎不再看书,也不写日记了。偶尔,他闲下来,会打开一些收购来的废书报纸,看到一些心灵鸡汤类的人生格言,就摘抄几句。窗外的雨沿着长了青苔的房檐滴滴答答地落下,我在远方的大学里开始写作,弟弟正在茫然地为高考而念书,母亲沉沉睡去,那台破旧的电视一到雨天便发潮看不到图像,父亲就这样在寂寞中打开日记本,记账,并写下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没有人与他交流,即便是母亲,也不曾真正地理解过他。生活从那些关于国家、革命的激情思考,彻底地成为简单的数字和账簿。他或许忘记了曾经喜欢四大名著的文学时光,忘记了去山西、武汉打工淘金的理想,忘记了他还买过流行歌曲的书,自己制作过笛子,会吹奏歌曲。他甚至为了省钱和身体,很坚决地戒掉了烟酒。他是《新闻联播》忠实的观众,真诚地喜欢着每一部CCTV-1播出的可以慰藉他夜晚孤独的电视剧。他的脾气,因为生活境况的慢慢好转和疏通下水道的一技之长,及始终不曾丢掉的土地这一最后的“养老保险”,而慢慢变得和缓,不再似昔日那样有一触即燃的暴怒。

父亲依然将一本一本日记,像存折和他的口琴一样,仔细地锁在抽屉里,就像锁住一个秘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曾经翻看过那些日记,我们彼此永远不会交流这些私密的话题。我想,这样的记录,只属于他的内心。我只能看着他在无事可做的傍晚,提着马扎,拿着收音机,像许多退休的老头一样,在县城一角的余晖里,投入地看一些不相识的闲人下一盘不计输赢的象棋。

我知道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不再关心曾经写下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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