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

孙建军整理校注的《丁汝昌集》。

孙建军整理校注的《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

孙建军说，研究历史，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当事人的记录和回忆尤为可贵。对于发生在中日间的这场甲午战争来说，日本方面的记录相当的丰富、详实。但是，日本人再详实的记录，也只是历史现场的一个侧面。要走近历史的真相，全面观察那场战争，还需要双方资料相互参照。很遗憾，我们中国人留下的资料太少了！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国参战将士的记录，几近于无。

如学者马幼垣先生即曾话：“更严重的缺漏还是在于主持海军人士个人抱持明哲保身之训，以为笔下愈少留记录就愈易享后世高誉”。这是研究者的迫切与无奈。1 《罗丰禄家书》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孙建军说，关键是有些资料，明知其有，却看不到，比如，罗丰禄长期担任北洋海军营务处道员，属于李鸿章身边之人，但是“罗丰禄家书”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百索不得。甲午战争结束后，姚锡光立即着手撰写《东方兵事纪略》一书，这位前天津武备学堂教习，曾向他的那些曾担任各战地陆军中下级军官的学生，询问战事的细节。这些学生回复老师的书信，其下落也成了令人神往的谜团。

因此，孙建军将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北洋海军官兵回忆史料进行了整理，就是这本《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

书中包含了这样几个部分：

“北洋海军军官禀帖”，转录自陈旭麓等编纂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中日甲午战争》（下），该书早在1982年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呈文，根据时间来看，应是当时北洋大臣王文韶下令征集的，故呈文分为“海军失利缘由”和“重整海军要略”两个部分，这可以从张哲溁呈文中看出。从这些禀帖来看，大多谈前者少，而谈后者多，敢言与不敢言，固因人而异，但避丑扬善亦属人之常情。

孙建军说，这些“禀帖”是否是全部？亦不可知。为何那些被日军遣返的舰长们无一份发言存世？今已不可考。

“平远”舰三副林韵珂的报告，分为甲午、甲申两个部分。系池中祐在民国海军部负责编纂海军史时征集的，目前仅见此一份，转录自1997年台湾出版的《海军官校五十年》一书。孙建军认为，这不应该是全部，当时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北洋舰队军官健在的很多，相信池中祐都会向他们函调，难道其他人的“报告”均已泥牛入海了？实在令人不解。

《萨上将军会见记》一文，出自《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先生于1941年的采访，刊于1941年4月15日的《海军建设》第2卷第1期。因本文中有萨镇冰对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等人的评价，乃萨镇冰唯一的一次发言，弥足珍贵。

“北洋舰队水兵回忆”部分，全部出自老一辈甲午史学者戚其章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调查。戚其章先生于1981年出版《北洋舰队》一书，曾选录4篇公开，而后又全部发表在戚海莹《甲午战争在威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孙建军说，水兵因所处的地位和见识，其回忆中有不确的地方，不必苛求，若与其他资料参照使用，仍不失其重要的价值。2 卢毓英手稿 50多年来首次全文公开

书中最重要的一份资料为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手稿，是自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全文公开。

该手稿是1960年由福建师大图书馆在福州街头的旧书摊上购得，原为纸钉装订，共29张58页，3万余字，毛边纸稿本，不著撰者，未有题名，时任福建师大图书馆馆长金云铭先生根据内容拟定题目为《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同属该校的历史系教授陈贞寿，考证认为该手稿为甲午战争时担任广甲舰管轮的卢毓英亲笔所撰。

1988年《福建大学学报》第二期刊登了陈贞寿等人的文章《方伯谦案新探》文中首次使用了卢氏手稿中的记述。

此后这份材料开始受到国内甲午史学界的关注。

该手稿，叙述了卢氏自年少入马尾船政学堂至离开海军的经历。其中，卢氏参加甲午大东沟海战、刘公岛保卫战的经历最为关键。孙建军说，大东沟海战部分当然非常重要，但其他部分仍有存史的价值。故将全文点读，并根据内容代拟题《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

《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共三万余字。

在手稿中，卢毓英记述了大量的战争细节，这些文字如今为解读那场战争提供了第一视角。

比如关于邓世昌、刘步蟾等多位北洋海军的管带、将领以身殉国时的情景，都进行了记录。

同时，卢毓英的记述，也是破解北洋海军人事关系谜团的一把钥匙，虽然很多都是点到为止，但名单背后却隐含着诸多历史信息。因为卢毓英在手稿中对方伯谦颇具同情之语，史学界对此也有争论。

孙建军说，点读过程中，只做简单的技术性注释，以保持原作原貌，不代为读者作判断。

近代史学者姜鸣说，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胜负原因和教训，除了对比双方的装备、作战状态之外，其实也应该关注这种细节的演变，关注海军官兵训练、生活和精神状态。总体而言，甲午战后中国官兵直接撰写的回忆史料少之又少，这本《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将海军官兵的各种战后回忆汇集一册，提供了中国军人战时观察的视角，是个很好的创意。

孙建军说，这是目前能够收集到的甲午海战之后北洋海军将士的全部发言，“我们希望这是全部，又希望不是；前者可以方便研究者，后者则寄望于更多回忆资料继续浮出水面。”

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

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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