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傅小强
■提要
2019年国际反恐形势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国际恐怖和极端主义威胁并未因美国选择性忽视而消落削弱,另一方面国际反恐的力度和节奏却被美国任性打乱。目前全球已大致形成三大国际暴恐策源地带,可以预料,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将更为严峻。
随着美国欲从反恐抽身,2019年国际反恐形势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国际恐怖和极端主义威胁并未因美国选择性忽视而消落削弱,另一方面国际反恐的力度和节奏却被美国任性打乱。可以预料,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将更为严峻,国际反恐斗争进入治乱新周期,如何反恐、靖乱和治乱,将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全球安全治理难题。
2018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军和从阿富汗减员,认为美国近18年反恐战争获胜。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2019年全球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远甚于2001年。美国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近期研究报告统计,全球萨拉菲“圣战”组织数量约70个,创近40年来最高水平;“圣战”分子高达23万,比2001年增长270%,其中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尼日利亚等国面临的形势更严峻。更复杂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交网络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暴恐威胁的跨国流动和交叉感染更加严重,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并未实质性减弱,反而一天天扩大。
总的来看,国际暴恐威胁仍然处于近40年来的大周期。过去40年的暴恐威胁发端于1979年开始的阿富汗抗苏战争时期“圣战”运动,发展壮大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抗苏“圣战士”的始乱终弃,恶化失控于美国及西方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轻率战端和政权更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妖魔鬼怪被美国及西方从密封瓶里释放出来难以收拾,才导致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难局。可以预料,2019年中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地区好战团伙之间将加速进行极端思想、暴恐技术和后期补给等方面的交流协作,并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结合,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复杂、更难控制的安全治理问题。
从小周期看,2019年国际反恐形势仍处于“伊斯兰国”崩溃之后的威胁外溢嬗变期。过去几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集聚的3万多外国极端分子将加速向域外流窜,欧洲、北非和南亚等地缘毗邻地区可能首当其冲继续遭受冲击。欧洲国家内有极端主义土壤和民粹主义引发的尖锐社会矛盾,外有国际恐怖组织虎视眈眈,再加上难民和移民问题冲击,2019年面临的反恐形势可能更为严峻。
全球大致形成三大国际暴恐策源地带:一是中东乱局依旧,“伊斯兰国”下属分支在伊拉克等地可能死灰复燃;二是非洲萨赫勒地区乱源多发,从尼日利亚到索马里,逐渐形成“伊斯兰国”分支和“基地”组织竞相争夺,并与地区好战武装勾结的不利局面;三是阿富汗问题死结难解,区内外极端和恐怖势力盘踞坐大,威胁近邻地区稳定。
新兴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也将给国际反恐带来新挑战。国际恐怖组织试图利用新兴技术传播极端思想,筹集暴恐经费,招募恐怖分子,乃至策动新型恐怖袭击。无人机、暗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可能被极端分子用于恐怖目的,国际社会面临新兴技术与恐怖主义结合的新挑战,需要合力应对新威胁,严防恐怖分子获得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着美国逐步减少反恐投入和从主要反恐战场抽身,2019年国际反恐还面临大国牵引力下降和国际反恐难以合力聚焦的难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既要担负起维护国家利益和确保海外安全的重任,同时又要力所能及承担国际安全治理责任。反恐是国际道义和人类安全的正义旗帜,中国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的需要,将资源和安全投入放在中国周边等重点地区,在家门口担负起引领反恐、治乱靖乱和促进共同安全的责任,与周边国家一道共同维护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为推动国际反恐深入发展和全球安全治理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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