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运河中的民族秘史

卡尔维诺曾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讲述了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之间关于城市记忆、形状、欲望及现代性的一次对话。威尼斯青年向大汗汇报了其旅途走访过的几十处地方，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在想象中虚构出的并不存在的城市。这是献给城市的一首爱情诗，是城市作为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一次“记忆之旅”，更是西人借助马可·波罗之眼重新观察中国故事与东方文明的一部“他者”经典。

作家徐则臣的长篇新作《北上》，故事的缘起同样来自马可·波罗。

故事发生于20世纪初，当年的元大都与此时的威尼斯犹自东西遥望，只不过故事的视线来到了京杭大运河。记忆深处的童年与故乡，念兹在兹的城市与河流，历史细部遮蔽着的无限未知与可能，无不照映着中西文明汇流之际国人与运河间的一段心灵秘史。在这次写作中，徐则臣以大运河上的一次北上之行为叙事主体，在历史与当下的两条线索中游弋穿行，借由个体的生命记忆与文学的虚构路径，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从天朝的崩溃到旧邦新命，以一条河流的兴衰命运反衬出了一个写作者对于百年中国历史大势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

“到中国去”与“到世界去”

在历史学家的学术考证中，马可·波罗的身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连是否存在其人其游记仍然存疑。但在后世的民间传布中，马可·波罗仍是最为东方所熟知的西方使者之一。

尽管元代之前，经由丝绸之路这一交通动脉，东西之间器物、技艺、文学、民俗的交流往来频仍；但马可·波罗辗转四年来华及旅居中国17年的经历，游记中对于东方帝国繁华绮梦的书写，仍然带给了欧洲人无穷的想象与憧憬。

“到中国去”，这是《北上》主人公之一保罗·迪马克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愫。这位在意大利维罗纳运河边长大的孩子自幼崇敬马可·波罗，最终成长为了一位自名“小波罗”的青年冒险家。为了寻找执迷远方离家出走的弟弟马福德，也为了寻找存在想象中的伟大的中国运河，小波罗只身来到中国，并决心沿着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年，是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此前三年的戊戌变法余波犹在，此前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变法与革命之争，朝局与民意愈发不可调和，古老中国的生命底部暗潮汹涌，民力不支的运河也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迈进残年……《北上》，便在这种格局宏大的历史视野中铺展开来，故事的戏剧张力在山河破碎风飘絮中呈现出一种沉郁与阔大的美学渲染。

天地莽莽苍苍，人间大河浩荡，北上的一叶小舟载着客子的旅愁，驶于近代中国走向黎明的前夜，驶于茫茫不知所终的北方，岸边的烟火映衬着野桥、流水与零落的芦花，更为这个运河故事平添了几分悲凉之雾。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发生在大运河之上的百年“秘史”由此种下前因。直至一百年后，当小波罗及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周义彦等当年北上的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才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到世界去”始终是徐则臣文学谱系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

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从花街小镇走来的初平阳们想要逃离故乡，走向北京与世界，直至运河那一头的耶路撒冷。这是70一代人的精神自省与难以磨灭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北上》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因为战争带来的苦难，外来文明涌入带来的焦虑、恐惧与不安，而显得更加驳杂、多义、不可确认。

眼界开明的学者官员谢平遥想要为朝廷“干点实事”，却受尽同人耻笑，他沦陷在抽象的生活里，直至心底生满了荒草。他想效法前辈，走出国门到世界去探寻变革强国的良方。从世界走来的小波罗却想到中国去，由运河逆流而上探寻文明的起源与真义。对其而言，中国便是世界。两人所理解的世界并不对等，这是两种文明间的互文与国族层面的比较。

庚子国变后的朝野人心，在西人的坚船利炮与声光化电中惶惶不可终日。梁任公所言之“莽莽欧风卷亚雨”，可以看出此时的东西之间，早已不再是隔雾看花的遥遥相望。中国门户大开，天朝的文明自信经此一役几近荡涤，西人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如今日之高，与中国或与东方的联系从未如今日这般密切。

战争带来的征服与伤害，未能磨平中西之间天然存在的鸿沟与差异。文明之间的分歧，则基本决定了人们看待世界与外族时的本心。

因此，在初见小波罗的谢平遥眼中，尽管这个意大利人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却始终遮掩不住欧洲人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及盲目优越感。小波罗眼中的运河人与想象中的中国则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北上之行坎坷多难，悲剧的结局从出发前便已注定。西人虽有官方护佑，可以畅行无阻，但民间仇教、灭洋、暴烈排外的心理与现实却远未平息。

其间，孙过程的父亲死于教会介入的民间械斗，死前只对儿子说了两个字，“回家”；比利时传教士戴尔定带着仅有的少量西药和医护常识拯救中国伤民，为义和拳民所不容，自杀后留下了一则遗言：“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少许”。

天真烂漫的意大利人小波罗不过是想在运河上多走几个来回，最终也殒命于民心潜伏的危局中。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汗说：“每当谈论城市时，其中都有威尼斯的影子”。小波罗临死前则悲伤地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长达数百年的西学东渐在潜移默化间推动着国人价值观念的嬗变，而数十年间由外族入侵带来的暴烈动荡，则同时加剧了乡土中国与世界的仇视与隔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仍需漫长的时日才能取得真正平等的对话。

陈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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