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经的“三转一响”

郭松华有一次和家人闲聊，我提起家里曾为“三转一响”奋斗多年，80后的女儿一脸茫然。我便解释给她听何为“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女儿撇撇嘴，不屑一顾地说，这有啥稀奇的。可是，在物资匮乏的六七十年代，“三转一响”是那时人们所能拥有的最时髦的财富。当年如果有了这“三转一响”，在外人眼里就会被认为家庭条件好，生活很富足。回忆起来，我们家的“三转一响”还是陆陆续续置办的。

买的最早的是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当时，家里孩子多，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缝缝补补就全靠缝纫机。当时父亲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台缝纫机，还是母亲用两年时间在县酱菜厂打零工积攒下的。经济不宽裕，母亲为何要坚持买缝纫机？因为家里男孩子多，爬高上低费衣服。买回缝纫机，还得学手艺。母亲给一个裁缝师傅送上四色礼，恭恭敬敬拜师，学会了剪裁、缝纫等工序。母亲心灵手巧，她的第一件作品就是给父亲做了一件夹袄。此后，孩子们每年过年的新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后来，家里条件好了，我们也学会挑剔了，嫌母亲做的衣服不洋气。每年的新衣服都要去服装店买。母亲在缝纫机上只是做些修补和翻新。再后来，日子更好了，那台缝纫机就很少用了。我们搬了无数次家，那台缝纫机始终没有丢掉，年迈的母亲把它放在卧室里，相伴入睡。我想，这是母亲对那个年代的铭心回忆。

家里的第一块手表，是父亲上世纪50年代末在天津市学习时，在一个二手市场淘来的。当时，作为国家干部，佩戴手表既是及时知晓时间的需要，更是干部身份的象征，谁都为能拥有一块手表而倍感荣耀。可是父亲自参加工作以来，陆续有了我们几个孩子，全部薪水都用在抚育我们，哪还有钱添置手表。那次在天津市学习，父亲在旧货店看好这块“英纳格”牌手表，可能是主人急等钱用，价格比新表低了许多。随行的学友便撺掇父亲马上买。父亲也确实心动了，咬咬牙买下了。学习归来，父亲给母亲报账，说了买表的事。这打乱了母亲的理财计划，很长时间，家里没有买过肉吃，父亲也挺后悔的，曾有过卖掉手表的想法，被母亲劝阻了。

我们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飞鸽”牌的。当时，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大都有了一辆自行车，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骑着比赛，哥哥羡慕得不行，于是，老嘟囔着要买自行车。开始，家里不同意。经不住哥哥软磨硬缠，母亲心软了，答应明年给买。一辆自行车100多元，在当时也是很昂贵的。我们家是月光族，根本没有存款。正巧那一年县上修公路，需要大量的碎石。于是，母亲就带着我们去河坝拣鹅卵石，挑回来砸碎。每天能砸两三寸，凑够五六方就用拉拉车拉到公路段的料石场卖掉，每方碎石可以卖6元钱。积少成多，全家奔着自行车，辛苦劳作一年，攒够了买自行车的钱。第二年，母亲用砸碎石的钱，给哥哥买来一辆“飞鸽”自行车，票也是提早托关系搞到的。自行车买回后，哥哥爱不释手。

我认识收音机还是在小学同学焦程家里。当时我的学习好，老师让我和焦程结成学习对子。放了学，我常去他家做作业。他家有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到“小喇叭节目”播放时间，焦程的妈妈就打开收音机。我们听了好多好听的故事，尤其是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

我们家有收音机好像是80年代初，我父亲同事的孩子，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深圳工作，一次探亲回来，给我爸买了台香港产的便携式收录机，还买了几盘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磁带。这台收录机能收音能录音，很时髦，在我们街道那也是独一份。因为使用频繁，收录机还换了几次磁头，再后来，零部件老化，电器修理店说没有配件无法修。收录机搁在橱柜里好多年，搬家时才狠心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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