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汕合作区揭牌，理顺事权财权是体制创新

■观察家

深汕特别合作区在管理体制层面的创新，无疑可以为先富带动后富提供改革样板，它也说明各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相对于打通交通、乃至医保等，更重要的是理顺管理体制。

据媒体报道，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此次揭牌是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后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合作区自此由深圳、汕尾两市共管转为进入深圳全面主导的时代。

作为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的试验田，深汕特别合作区早在2011年2月就已经成立，但由于规划未明确、体制未理顺的原因，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7年9月，合作区开始体制机制升级。

此次揭牌之后的合作区，体制机制明显有了更具针对性的调整。比如调整前，由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汕尾负责征地拆迁和社会事务，调整后深圳将全面主导，事权更加明确。

而在成立之初，虽然合作区有地级市一级的经济管理“特权”，但在两市共管的模式下，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难免影响合作区的运行效率，妨碍自主权的充分发挥。比如财政方面，深圳有经济管理的权限，合作区的财政大权，却是由广东省直管。这种职能交叉重叠的局面，不仅让合作区在财政收支上束手束脚，还会提升管理成本，降低体制运转的效率。

既然定位是特别合作区，在财权和事权上，就得体现出“特别”之处来。因此，诸如土地出让等，调整后都将纳入深圳市统一管理，另外还将设置法院和检察院。改革思路很明确：一方面让管理权限提级，另一方面明确管理权的归属。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新的体制贯通以后，合作区将成为深圳的第“10+1”区，按照区的标准进行资源配置和规划建设，既方便深圳将成功的体制、经验复制推广，也有利于人才、资本等市场要素，在没有行政壁垒的前提下向合作区转移。

在广东的经济格局中，汕尾一向排名垫底，也不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九座城市之一。对合作区来说，包括教育、医疗乃至户籍等，与深圳实现一体化、同城化，无疑可以扩大珠三角改革红利的辐射范围，平衡经济落差。

即便对深圳来说，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腹地，还能缓解人口和城市功能集中导致的城市病。

这两年不少城市在主打“强省会”战略，中西部一些省份，省会城市在全省的经济占比往往在三成以上，在指责省会“吸血”的声音背后，往往是区域内经济高度失衡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11月底，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包括深圳在内的12座城市被确立——在各自所在城市群中扮演领头雁角色，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下，它们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深汕特别合作区在管理体制层面的创新，无疑可以为先富带动后富提供改革样板，它也说明各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相对于打通交通、乃至医保等，更重要的是理顺管理体制。

当然，目前的合作区才刚刚揭牌，户籍、公务员体系的转轨等都尚未开始实施。而且很多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只有在实际管理运行过程中才能真正触摸到。但不论如何，在停滞多年之后，都该以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的魄力来推动合作区的建设，开辟出一块新的试验田。

□熊志（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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