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荷兰，追回那尊肉身佛像 福建村民向荷兰收藏家追讨章公祖师像，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做出判决，不予受理

六人团和荷兰律师在法院外合影。受访者供图 通往普照堂的路上装上了摄像头。新京报记者党元悦摄

2018年12月12日，针对福建村民向荷兰收藏家追讨章公祖师像一案，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做出判决，不予受理。法院认为，原告方诉讼主体阳春村村委会并非荷兰《民事诉讼法典》里定义的自然人或法人，不具备诉讼资格。

中国律师团成员徐华洁得知荷兰诉讼结果后，将召集律师团和村民们一起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她表示村民和律师都会“维权到底，绝不放弃”。

在此次判决公布之前，福建村民的荷兰代理律师杨昊告诉新京报记者，荷兰法院12月12日的判决，只是一个初步判决，要决定章公祖师最后的归属，仍需一段时日。

荷兰判决结果公布之后的深夜，有阳春村民向记者发来微信：“失望遗憾悲伤无奈，无以言表泣不成声。”

在此前一个多月，中国福建阳春村六位村民代表远渡重洋，追讨阳春村村民世代供奉的“章公祖师”肉身佛像。村民们于2015年底便启动跨国诉讼，与目前拥有佛像的荷兰收藏家范奥维利姆对簿公堂，要求对方返还佛像。

到荷兰去

2018年10月31日，荷兰时间下午一点半，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开庭了。来自中国福建阳春村的村民林永团坐在旁听席的第二排，打量四周：地毯是蓝色的，和阿姆斯特丹天空的颜色一样。旁听席前，左手边坐着一位瘦瘦高高的男士，那是他们的荷兰律师，中文名叫杨昊。

右手边是被告席，被告一头卷发，穿着一件黑色休闲西装，一副圆框眼镜滑到了鼻梁正中。就是他——荷兰建筑师、收藏家奥斯卡·范奥维利姆，林永团一眼认了出来。过去的三年里，他看过很多次范奥维利姆的照片。

林永团的身旁，还坐着另外五位来自阳春村的村民，村民林文青、林乐居，阳春村村支书林开安、前任村支书林开望以及东埔村村支书林传丁。这是23年来，他们离“章公祖师”最近的时刻。

听证会开了三个多小时。

49岁的林永团，眉头紧促，辨别着耳机中同声传译传来的只言片语。

据新华社报道，这场听证会讨论的焦点问题在于，荷兰收藏家范奥维利姆手中的佛像，是否和阳春村1995年丢失的佛像是同一尊。

范奥维利姆在庭上坚称，他购买的佛像与原告追讨的章公祖师像并非同一尊，因为他的佛像并不具有部分村民在接受采访时描述的两个特征：“左手虎口处有小孔”及“颈部有裂纹”。他向法庭提交了佛像CT扫描之后的专家报告。

但杨昊在庭上认为，范奥维利姆提供的材料是文字形式，并不包含扫描影像，未经第三方核实，不能构成证据。他出具了福建省文物鉴定部门的调查报告，证明佛像后背的汉字与阳春村林氏族谱中的字迹为同一个人的笔迹。原告方认为，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范奥维利姆手中的佛像，就是章公祖师像。

这一次的听证会，六名阳春村村民在9月底接到荷兰律师的出庭邀请，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办理签证。临行前，几人在普照堂中再一次敬拜了章公祖师，带上章公祖师平安卡，连夜启程。

荷兰时间10月30日晚上九点半，经过将近17个小时的飞行，六人团抵达阿姆斯特丹。住进宾馆已是凌晨，六个人辗转反侧，谁也没能休息好。

51岁的林传丁说自己只睡了三四个小时。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他不习惯在飞机上入睡。

34岁的林开安发了个朋友圈：“这酒店没水喝。”荷兰人没有饮用开水的习惯。

第二天起床之后，六人在宾馆楼下想吃点东西，但看着宾馆供应的早餐，林传丁说：“看来看去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还担心太贵，早餐就此作罢。

之后的几天，几人囤了泡面，吃了一顿又一顿。有一次，林传丁到旅馆前台，想向服务员讨要开水煮泡面吃，却沟通不畅。几个人只好用洗手间水龙头里的热水冲起泡面。水温不够，他们泡一会就把水倒掉，再接水继续泡，直到把面泡软为止。

六个人里，只有42岁的茶叶商人林文青会一点简单的英语。大家出门不敢走太远，只能在宾馆附近转悠。

宾馆价格太贵，两天后，他们找华侨帮忙，搬到一家青年旅舍，六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上下铺，一个人一晚只要十几欧元。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荷兰，但并不是这个案子第一次举行听证会。此前，荷兰法院于2017年7月召开了案件的第一次听证会，在那次，范奥维利姆宣称他已将佛像转手给了第三方。

直到这一次听证会，他依然没有透露佛像转手给谁、转手价格为多少等问题。原告方律师团召集者刘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范奥维利姆有必要提供买卖信息，否则法庭可以不采信他的说法，认定佛像仍在他手中。

10月31日的听证会上，法官宣布，初步裁决结果将在12月12日做出，当天的听证会，将是裁决前的最后一次。

六位村民在庭上得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今年4月份法官做出的中间判决结果并不乐观。荷兰法庭在争议点较多的民事案件中，可以就已经查清事实的单一争议点，在审理过程中做出中间判决。律师刘洋称，在本案的中间判决中，阳春村的诉讼请求没有获得法院支持。

从荷兰归来之后，六个人都不愿过多向人谈论在荷兰的狼狈生活。林永团觉得，“只要能追回章公，再苦再累都值得。”

即使没有在庭上发言，他们也觉得荷兰之行意义重大。林文青说：“出庭是尊重荷兰法律，相信荷兰法律的正义性，也相信荷兰法官的公正。如果都不去出庭，那就是藐视人家了是不是？”

章公祖师重现人间

阳春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每家每户都姓林，属于同一宗族。他们代代相传，章公祖师生活在北宋年间，乐善好施，在阳春村为村民和过往的路人免费医病，深受爱戴。林氏族谱记载，他圆寂之后，村民将他的肉身镀金制成金身佛像，世代供奉。

林氏祖先将章公祖师视为开山恩祖，并供奉在以章公法号“普照”命名的“普照堂”上。普照堂既是寺庙又是宗祠。在普照堂正中，他们世代供奉着章公祖师肉身佛像，偏殿中是林氏的祖宗牌位。1963年，原阳春村分为阳春和东埔两个行政村，章公祖师是两村村民共同的情感寄托。

2015年3月6日，农历正月十六，在晋江做服装生意的林永团刚刚和家人过完元宵节。他在大田县城的家中吃过午饭，看了会手机，一则关于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中国千年佛像的图片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木乃伊专题展”、“经CT检验，佛像内端坐一位打坐和尚”、“可能生活在中国北宋年代”、“过世时30至40岁”……

林永团坐不住了，“这跟章公怎么这么像”。他又仔细看了看报道中的图片:佛像盘腿而坐，头部低垂，嘴唇微张，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这些特征，和章公祖师也十分相像。

林永团回想起1995年农历十月初五，“章公佛诞”，村民们和往年一样，到普照堂敬拜章公，祈求安康。他们还在普照堂旁的戏台上连办了两场戏。

对这个村子来说，“章公佛诞”，是比春节还热闹的大日子。出门在外的阳春人纷纷返回，连同周边村镇的信众一起，为章公奉上供品。“文革”年间，章公祖师像差点因为“破四旧”被砸毁。村民们轮流藏匿佛像，数度拯救佛像于万一。即使当时无法公开敬拜，每年的十月初五，村民们还是会悄悄在家中摆上供品。

1995年的十月初五，是章公祖师在阳春村度过的最后一个佛诞。12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晚，章公在夜色中消失了。阳春村里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章公祖师像被盗的那一晚，普照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永团清楚地记得，第二天一早，“章公不见了”的消息，就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他放下农活，和邻居们一起赶往普照堂。在他面前，千年以来端坐在普照堂正中、俯瞰阳春村喧闹的章公祖师不见了。章公的帽子和袈裟，被胡乱扔在了地上。

村民们赶紧到吴山乡派出所报警。村民林光明回忆起，12月15日凌晨一点半左右，一辆白色面包车从村里开出，车厢里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的方正物体。他当时以为村里有人生病了，所以请车去医院，第二天看到章公失窃才意识到，那辆车里放着的，很有可能就是章公祖师。

村民们几乎全体出动，四散到周边的村落、乡镇、城市，想看一看有没有章公祖师的下落。他们又找到了在厦门海关工作的老乡，请他留意最近有没有佛像通过厦门出关。

十几天后，几方都一无所获。

最开始的两年里，他们或是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农用车，把周边的村镇和县市走了一个遍。他们见人就问：有没有见到一尊面带微笑、正在打坐的佛像？

到1997年，章公依然杳无音讯。村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暂停了大规模的搜寻，用檀木重塑了章公宝像。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之后的二十年里，寻找从不曾中断。六人团里的每个人都记得，每当他们出远门，家里的长辈、村里的老人都会交代，有时间一定要去当地的古玩市场、寺庙和博物馆去，看看有没有章公的踪迹。在广西从事茶叶生意的阳春人林文青说：“我们都是带着寻找章公的意识出去的。”

林开望后来回想，章公的失窃，可能与1995年、1996年间在当地猖獗的文物盗窃团伙有关，“旁边的好几个村子都有菩萨被偷的。”

按照范奥维利姆的说法，他1996年中在阿姆斯特丹买来了后来送往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佛像，而上一任持有人是在香港得到佛像的。

可以确定的是，在阳春村村民疯狂寻找章公祖师下落的那两年里，章公祖师已经被转手两次，并经由香港，来到了“风车之国”荷兰，成为这位热爱亚洲艺术品的建筑师的藏品之一。

1997年，范奥维利姆请来一位文物专家，想看一看佛像内部的情况。文物专家移开了佛像的木质底座之后，一个直径约30厘米、高约5厘米的麻纱坐垫滑落出来。再往内部观察，他们发现了一具受损的干尸。随后，乌特勒支大学的研究者通过碳14同位素放射性定年法测定，佛像内僧侣的圆寂时间在公元1022年至1155年之间，即中国北宋年间，僧侣过世时应在30至40岁之间。

2013年，一位荷兰的佛教研究者深入研究了佛像，并把佛像送至曼海姆医院做了一次CT扫描，获得了内部遗骸的影像。

2014年2月至8月，佛像作为主要展品，参加了在荷兰德伦特博物馆举办的木乃伊主题展。随后，佛像又被送至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计划展出。此时，“中国千年佛像内藏有僧人遗骸”的新闻，已经在网络上流传。

最初的追索

2015年，距离章公失窃已经将近20年，看到新闻照片的林永团一开始并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他有两个疑惑：一是供奉在普照堂里的章公祖师一直戴着帽子，披着袈裟，匈牙利的佛像则通体没有着装。林永团很快想到了一个解释：章公身上的衣物，都是后

人一代代穿上去的。

另一个疑惑是：在他的印象里，章公祖师的面部发黑，而照片中的佛像面部却泛着金光。

带着这个疑惑，林永团找到了另一位村民林乐居。他在1989年曾经给章公拍过三张照片。在章公失窃之前，相机在阳春村里是个稀罕物件，林乐居的照片，是关于章公祖师不多的影像记录。

林永团把手机拿给林乐居，“这是不是章公？”

林乐居马上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三张照片。两人一番比对，“太像了。”他们把消息转发给了几位相熟的村民。

当天下午，林永团和林乐居到达阳春村普照堂时，村民们已经得知“章公祖师出现了”的消息，纷纷聚集于此。

时任阳春村村支书林开望和村主任林开安也已经在普照堂等候。几人又找到了69岁的老人林乐妙，他是一位退休教师，对章公祖师和阳春村的历史颇为了解。他们再次研究了新闻里的照片，每个人都觉得“像，太像了”。

他们也讨论出章公在普照堂中面色发黑的原因：被从不间断的香火熏黑的。

当天，林文青在广西听说了发现章公祖师的消息，激动不已。他在外经商时一直带着章公祖师的香火并供奉在店里，每天都会点香敬拜。他打电话给林乐居，一直聊到了凌晨一两点钟。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坐早班飞机到了厦门，然后转汽车返回阳春村。

林文青、林永团、林乐居、林开望、林开安、林传丁等人已经聚集起来，商讨如何追回章公祖师。林文青加入之后，这些人成为了追讨章公祖师的重要力量。他们还成立了以追索章公祖师为主的阳春普照堂保护协会。

海内外联动

林永团有一些乐观的期待。他看到新闻里说，范奥维利姆对佛像的出处有疑问。“我就想着，他是不是要帮我们章公寻根溯源呢？”

他觉得，如果对方有这个意思，“我们就要尽可能证明那尊佛像就是章公祖师。”一场跨越村民、媒体和侨界的联动开始了。

村民们联系上在匈牙利打工的老乡和当地中文媒体，让他们进入博物馆查看佛像情况。

他们又找了媒体记者。经媒体报道后，福建省文物局联络上大田县博物馆馆长陈其忠，请他前往阳春村，实地了解情况。今年3月16日，陈其忠调查得出结论：“欧洲巡展的肉身菩萨与阳春村之前供奉的章公六全祖师像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在佛像的背面，有几排文字被抹去。依稀可以辨别的文字中，出现了“经手重修”以及“嘉番”的字样。林氏族谱记载，1947年，阳春村甲长林嘉番主持重修了章公祖师像。

更充分的证据来自于坐垫。村民们看到，匈牙利那尊佛像的坐垫上，清晰写着：“本堂普照章公六全祖师”。

3月20日下午，普照堂内又一次挤满了村民。他们念诵了一段敬拜文，庆祝章公祖师重现人间。

此时，阳春村村民对章公祖师的追索，也传到了范奥维利姆的耳朵里。

3月22日，佛像从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里紧急撤展。第二天，范奥维利姆通过媒体表示，他已决定收回出借的佛像，并不再用于博物馆巡展。他同时称，自己于1996年中获得佛像，上一个所有者于1994年末至1995年初在香港获得佛像，并于1995年中将佛像运至阿姆斯特丹。但他没有提供证据佐证自己获取佛像的时间。

村民们尝试与范奥维利姆建立起联络，但没有成功。双方的交流只能依托媒体上的公开发言。

3月26日，阳春村全体村民向国家文物局发出了公开信，请求国家协助追讨章公祖师。30日，他们又向范奥维利姆发出公开信，希望他能将佛像物归原主，村民们还向他做出了承诺：普照堂重新修缮，确保安全防护；赠送褒奖礼和厚礼，并承诺普照堂内设立“祖师回归功德牌”，用中文、荷兰文、匈牙利文和英文介绍其收藏和奉还事迹；还将向其赠送章公祖师宝像仿制品。

此后的半年里，范奥维利姆态度多次反复。他先是表示，愿意将佛像归还中国。后来却又说，需要拿到2000万美元“研究和保管费用”，才肯将佛像归还阳春村。

村民们没想到，要回章公祖师需要这么大代价。在他们一筹莫展时，曾参与追索圆明园兽首的律师刘洋也看到了新闻，他觉得，事件可以通过跨国诉讼的方式解决。

11月12日，刘洋带着其他五位律师来到了阳春村，其中包括一位荷兰律师、一位三明本地的律师和另外三位招募到的律师。他们正式接受阳春村村民的委托，开始调查取证，准备在中国和荷兰同时提起诉讼。

由于范奥维利姆宣称自己于1996年取得佛像，此时距离荷兰民法所规定的“20年占有时效”约束，仅剩一个多月时间。律师们快速完成了起诉程序，2015年12月14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2016年6月8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也正式立案。

中国方面的诉讼已经在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开庭。2018年7月26日的第一次庭审中，法庭辩论的关键问题在于阳春村被窃佛像与范奥维利姆送展的肉身坐佛是否为同一物以及被告手中佛像的获取经过、展出情况、目前状况。10月12日的第二次庭审，主要内容是展示双方补充提交的证据。

两次庭审中，阳春村都派出村民代表出席，被告方则是中国代理律师代为出庭，范奥维利姆本人并未前来。

中国律师团的徐华洁律师预计，三明市中院很快就将对案件宣判，她对中国诉讼的前景表示乐观。律师团表示，如果胜诉，佛像在法律上被认定为赃物，可以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介入，通过刑事手段追索佛像。

被诉讼改变的村庄

可跨国诉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官司打了三年，结果还不明朗，六人团中，不少人原有的生活轨迹已经被或多或少改变了。

林永团原本在晋江做服装生意，这三年里，他要在晋江、三明、大田和阳春之间来回奔走。林文青从2016年起就不再去广西卖茶叶，而是留在阳春村里，全心追讨章公，他接起了导游的活儿，偶尔带着旅游团出游。林开望、林开安在为村里的事情劳神时，还要为章公的追讨经常奔走各地。三年里，几个人还两次到北京，一次是去国家文物局开会，另一次是拜会律师。

村民们感受到的改变更为简单和直观。这三年来，全球上百家媒体涌入了阳春村，原本宁静的小山村，突然就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

林文青主要负责媒体接待，2015年新闻最热的时候，他曾在一天之内接受了十多家媒体的采访，“饭都来不及吃”。他从一位普通的茶叶商人，变成了在媒体面前游刃有余的“发言人”。他说每一篇关于章公的报道，自己都“读了十遍以上”。

不止林文青，几乎每个村民都有接受采访的经历。彼时，村民们还没有为这么多媒体的到来做好准备，也不会有人去要求他们在媒体面前众口一词。

有村民说，传说章公的左手上有一个小孔。但荷兰的那尊佛像，左手上只是有一个淡粉色的不规则原点。小孔，经由外媒的翻译，又被理解成了“小洞”。在第二次听证会上，被告方律师抓住这一点不放，试图说明，范奥维利姆所持有的佛像左手并没有这个“小洞”，因此并非阳春村的章公祖师佛像。但他并没有在荷兰的听证会和中国的庭审中提供相关的检验结果。

林永团说，阳春村的村民们很多普通话不标准，甚至有一些闽南话和普通话夹杂，他们未必能在记者面前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报道再翻译成英文、荷兰文，意思必然会有所改变。而关于章公的事情，很多都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没有确凿的说法。甚至章公佛像内部是章公的肉身的说法，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条件通过CT检验去核实。荷兰方面2013年所做的CT检验，实际上正印证了阳春村千年以来代代相传的故事。

“本来关于章公的事情都是一些传说，我们也不可能去验证。”林文青说，“章公追讨是全村的事，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村民都很淳朴，就是想着章公一定会回来的。”

回到阳春

10月31日下午，听证会结束后，六人团走出法庭，荷兰NOS电视台和法新社等媒体的记者已经在此等候。

接受采访的是林文青。他说：“被告手中的章公祖师，一定是我们失踪的章公祖师。因为我们祖祖辈辈千百年来，都是跟章公祖师朝夕相处的。我们从小也是听着章公祖师的故事长大的，章公祖师的整个形象都深深刻在我们脑海之中。”

林文青左侧，另外五人一字排开，在镜头前展现出坚定的神情。

NOS电视台的镜头中，林开安和林乐居不断眨着眼睛，想让自己保持清醒。林传丁的身体微倾，双手交叉，眼神有些涣散。后来林传丁说，当时他看到另外几个人，觉得“他们都已经变形了”。

到这时，六个人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接受完采访走出法院大楼，阿姆斯特丹的阳光依然耀眼。北京时间已是午夜，六人的手机里，积满了阳春村微信群里询问听证会进展的消息。

轻风吹过，六个人踩着地上的落叶，在道路中间的行人带上和荷兰律师团拍了张合影。之后，在当地华侨的带领下，他们终于吃上了一顿完整的饭。

是在一家中国面馆吃的汤面。林永团说，那是他那几天吃过的最舒服的一顿饭。

从荷兰回来之后，六人团又马不停蹄地参与着“章公佛诞”的准备工作。农历十月初五，章公佛诞日，在外谋生的阳春村村民们都赶回了普照堂，周边村子里的章公信众也悉数赶来。普照堂内，摆满了村民们准备好的供品。普照堂外，“期盼章公祖师真身早日回归”的标语格外显眼。

（感谢阳春村村民林明照、林乐妙对本报道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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