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钦差Anson Burlingame

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评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其实不然。中国从来没有与外界完全隔绝，当时的清朝也没有在密闭的棺木里，更不是一具木乃伊。中国一直都有新鲜的空气，即便一时缺乏，也并不忌惮从外界引进来。本文所讲的，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1867年，北京朝廷聘请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担任中国钦差，带领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访问。

蒲安臣照片。大约摄于1865年。

雇个美国人当差

1861年，北京在恭亲王的领导下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外交部”，台子算是搭起来了，各国公使陆续登台，一时好不热闹。

有道是礼尚往来，外国公使大摇大摆地来了，天天盯着中国的动向，中国却迟迟没有派遣使臣去这些国家看看，为什么呢？不是不想派，实在是无人可派。

现在许多中国小朋友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1861年的中国却找不出几个懂ABC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上海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广东人黄惠廉被英军征为随军翻译，在大沽口送文件时被清军看上，又转过头来为朝廷效力，可见当时外语人才的缺乏。

对外使臣照例要从官场里找，但朝廷上下大大小小数百名官员，没有一个懂“夷语”的，当然也不屑于去学。所以总理衙门自设立以来，居间联络的都是外国公使馆的翻译，至于这些翻译水平如何、能将中文翻译到什么程度，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均无从知晓。

为长远计，恭亲王等人在京师成立了一所同文馆，于1862年8月正式开张，培养学生学习英文、法文等外语。但派遣使臣的事情却等不起了。因为1868年就是《天津条约》十年修约之期，而“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到时候恐怕又得陷入另一轮的被动之中。

1867年10月，恭亲王召集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等献计献策，其中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对外遣使。在其奏折中，恭亲王忧心如焚地写道：自道光二十年以来，“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到了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情形更为窘迫之至。在修约之期到来之前，他希望“受国厚恩”的地方大员们能讨论出个应对的方法来。

这些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都兴阿、英桂、刘长佑、吴棠、瑞麟、李瀚章、崇厚、郭柏荫、刘坤一、李福泰、马新贻、丁宝桢、曾国荃、蒋益沛、左宗棠、沈葆桢，包罗了当时所有的洋务骨干。这些人也是嗣后三十多年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可是，这些封疆大吏们又能有什么好法子呢？和恭亲王一样，他们学的都是孔孟程朱，虽然合纵连横的典故信手拈来，但换成洋人那一套，谁也不知道怎么玩。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组建洋枪队，学习西洋操练法，但是着眼点也只是对方的坚船利炮，并不曾对遣使外国有什么了解。

就在这些督抚将军们忙着写奏折参加大讨论的时候，11月21日，恭亲王上奏，建议聘请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担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大臣。

根据恭亲王的说法，蒲安臣即将离任，曾表示中国若有需要他必尽力相助的意思，不如就顺水推舟，请他担任中国使团的领队。随后，恭亲王以送行为由，连续造访蒲安臣，最后提出请他担任中国钦差。

根据蒲安臣事后向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1861-69年担任国务卿）的汇报，总理衙门是在一次欢送晚宴上，由总署大臣文祥提出，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秘书柏卓安（John McLeary Brown,1842-1926）居间联络，正式对他发出邀请的。

经过一番思量，蒲安臣答应出任中国钦差。

蒲安臣其人

蒲安臣是林肯总统任命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1861年奉命使华时，他在美国政坛已是名人，不过总理衙门对此并不了解。

蒲安臣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从政前是名律师。美国内战前夕，他任麻省的国会众议员，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令他名声大噪的是一篇题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Defense of Massachusetts）的国会演讲，而这又要从“萨莫拐杖挨打事件”讲起。

1856年5月19及20两日，同样来自麻省的参议员查理斯 萨莫（Charles Summer）接连发表反对蓄奴的演讲，抨击主张蓄奴的南卡莱罗纳州民主党众议员普瑞思顿 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及其亲戚。22日，布鲁克斯走到萨莫在参议院的办公室，用拐杖袭击了正在办公的萨莫，以致后者不省人事，拐杖碎了一地。

1856年5月22日布鲁克斯用拐杖殴打萨莫事件。那根打碎了的拐杖现在保存在波士顿博物馆内。

一个月后的6月21日，蒲安臣在国会发表了那篇被《纽约时报》誉为其职业生涯“最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挞伐南方的蓄奴制度，将打人者布鲁克斯斥为国会山“最卑劣的懦夫”。暴怒之下，布鲁克斯向蒲安臣提出决斗，讵料后者竟爽快答应了。由于美国法律不允许决斗，蒲安臣把地点选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方一侧，并准备好了来福枪。就在这当口，布鲁克斯服软了，不肯去加拿大决斗。事情遂以蒲安臣扬名立万，成为“英雄”而告终。

随后，“英雄”蒲安臣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做竞选演讲。那次演讲让他认识了肯塔基州来的律师兼前国会众议员汤玛斯 马歇尔（Thomas Francis Marshall）。汤玛斯热情地表示，他千里迢迢地赶来，只是要“看看英勇前往尼加拉瓜瀑布的究竟是个什么人”，两人的都反对奴隶制度，政治立场十分接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反对蓄奴的政治领袖们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亦即今天执政的共和党。

丁韪良译《万国公法》

1861年10月24日，蒲安臣抵达香港，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直到1862年7月才北上进京。蒲安臣本人不懂中文，但却很快获得了总理衙门的好感。和在国内政治中的锋芒毕露不同，他在外交上表现温和，并且作为一名擅长演讲的律师，他总是言辞得体，能够委婉地给中国外交提些指导意见。

而美国除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因江面船只冲突而炮击过广州之外，并不曾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加上其对华外交上奉守中立原则，在中国不动武也不要求租界和殖民地，所以蒲安臣也不像其他西方驻华公使那样，动辄跑去总理衙门左右理论、上下施压。

因此在总理衙门大臣们的眼中，蒲安臣是个“好人”，于是也常常拜托他在各驻京公使之间协调关系。

蒲安臣与总理衙门交往融洽，更向后者引荐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这一举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丁韪良正在翻译美国法学家亨利 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原理”），后来中文名字定为《万国公法》。蒲安臣觉得中国应该了解国际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喜闻乐见。法国代理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skowsky）就曾对蒲安臣说：“那个要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国际法的家伙是谁？杀了他——把他掐死！他将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不过蒲安臣和当时的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Bruce）都十分支持丁韪良继续翻译。

同治三年（1863年）冬北京京都崇实馆所刊行之《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于同治三年冬正式在北京刊刻出版（阳历已是1864年），系中国第一份国际法著作，很快传到了日本和朝鲜等国家。丁韪良逐渐成为总理衙门的好助手，不仅在刚刚开张的同文馆教英文，日后更成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

最初在同文馆，丁韪良曾因学生少且花费时间多，想退职，也是蒲安臣劝说他要坚持下去。

“我们真正的朋友”

1865年初，蒲安臣要回美国公干一趟。总理衙门以为他任期结束被召回了，十分不舍。

3月3日，恭亲王奕?特意在总理衙门接见蒲安臣，称将与“我们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分别，不免伤感。待蒲安臣应说只是短暂回国之后，恭亲王表达了希望蒲安臣能够再回到中国来的愿望。蒲安臣感谢恭亲王的信任，承诺“如果有能为贵国政府效力之处，我一定会回来”。恭亲王听罢，要蒲安臣举杯保证会回来，蒲安臣照着做了。

恭亲王等人视蒲安臣为真朋友，并非没有缘故。拿蒲安臣与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做个简单的比较，就清楚了。

按说与中国接触最早的是英国，威妥玛更是早于1842年就来到香港，中文说得很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担任英国统帅额尔金伯爵的秘书，后来大部分时间在英国驻京公使馆任职，1971年出任公使，直到1882年离京，在中国供职长达40年。

但威妥玛个性张扬，脾气火爆。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应尽快向他的欧洲老家学习以缩小差距，另一方面又藉由这种差距俯视中国，动辄威吓、逼迫清廷。威妥玛造访总理衙门是家常便饭，但往往都不欢而散。

而每有不快，威妥玛就跑到和总理衙门交情不错的丁韪良家里“吐槽”。按照丁韪良的说法，威妥玛并不是来听取他的建议的，而是希望丁韪良把他的不满传递给总理衙门——虽然威妥玛本人从来没有张口这样要求过。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历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秘书、署理公使、公使。1886年出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他把自己收藏的883种4304卷中文图书都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的一大学术贡献是创制了中文的罗马字拼写法，后来经过他在剑桥汉学教授的继承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修订后，于1892年形成了系统的“威妥玛——翟理斯拼法”，用来拼写中文。例如“毛泽东”拼写为“Mao Tse-tung”，“蒋介石”为“Chiang Kai-shek”。当下中国很多翻译作品在涉及人名和地名的时候出一些非常荒谬的错误，例如把“Chiang Kai-shek”译为“常凯申”，把“Tung-sean”（董恂）翻译为“童显”等，主要是接受了汉语拼音系统的译者不了解威妥玛拼音法所致。

所以，当总理衙门开始在欧美公使馆中物色外交使团的领队时，蒲安臣很自然地成了上选。法、俄两国本来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法国殖民越南的意图昭然若揭，俄国在中国西部及北部边境持续施压。英国则因为“阿斯本舰队”之事，与清廷闹得十分不愉快。中国本意是向英国购买战舰、招募洋员做教官，成立小型海军，结果竟演绎成“中方出钱，英方控船”的局面，不得不解散了舰队，人财两空。因此，总理衙门不会找英国人做代表，况且后来组建的蒲安臣外交使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是和英国洽谈中英双边关系。

斌椿去欧洲

1865年3月6日，在恭亲王接见蒲安臣的三天后，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恒祺和崇纶前往美国公使馆造访蒲安臣。

在谈到如何处理外交纠纷时，蒲安臣向董恂提了两条建议：其一，在确保中方有理的情况下，将交涉全过程形成外交文书，通报各国驻京公使，形成舆论压力，以免对方采取武力或其他不公正的手段；其二，向西方派遣一个外交使团。

蒲安臣的两条建议，总理衙门后来都采纳了，特别是对外派遣使团这一条。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想促成此事，于是趁着赫德回英国探亲完婚之际，北京朝廷于1866年2月派遣在海关充任汉文帮办的满洲人斌椿（1804-1871），连同他的儿子广英以及同文馆学习英语的学生德明、凤仪等人一起，跟着赫德前往欧洲游历，观察风土民情。

1866年前往欧洲各国考察的斌椿。归国后把在欧洲的见闻汇成《乘槎笔记》一书出版。

斌椿虽然已经63岁，但他脑袋比较灵活，愿赴万里之外为国公干，更有着中国朝廷看重的老成持重。斌椿一行考察了英、法、荷兰等国，但并未涉及任何外交事务以及条约谈判，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小规模的观光团，回国之后对中国外交亦无甚建树。然而，能够比较正式地派几个人出去看一看，对大清国的外交而言终究是个突破，哪怕它十分卑微。

钦差“1+2”

斌椿一行收效甚微，1867年恭亲王特别指示不能再派这样的团，要派就派懂行的。

总理衙门向西方派遣外交使团的计划由来已久，但对蒲安臣任命、对使团其他人员的挑选，以及国书的缮写和翻译，只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至于让一个美国人（并且是任上的外交官）来担任中国钦差是否合适，恭亲王认为并无妨碍——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是个英国人，但并不影响他为中国办差；既然朝中无人知晓欧美的外交规则，也只能不拘一格引进人才，而蒲安臣恰好能够填补中国外交的这一空白。

11月22日，就在蒲安臣辞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的第二天，恭亲王致函美国公使馆，对蒲安臣的决定表示敬意，并表示说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随信而至的，是大清皇帝对蒲安臣的任命，授权他处理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一切事务。

不过，恭亲王仍旧要在政治上堵悠悠众口，另外也要做外交上的长远考虑，所以在任命蒲安臣之后，又迅速提请任命了两名同等地位的中国钦差，亦即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这二人随同蒲安臣出访，一边学习办理外交，一边方便及时和总署沟通情况。这就出现了“1+2”位钦差同时出使的状况，但蒲安臣认为两位中国钦差乃是“学习者”（learners），与他所当角色并不相同。

清廷给蒲安臣等三位领队大员的正式任命是“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简单呼其为“钦差”。而“钦差”这一名头在英文外交术语中相当模糊，蒲安臣在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汇报中说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的“envoy”，即特使；但他所携带的中国皇帝致美英等国的国书英文件由柏卓安翻译，经卫三畏、赫德和丁韪良核校，在英译文中称呼钦差为“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这就与通行的“特命全权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基本一致了。而蒲安臣抵达美国后，美方就是以“特别全权公使”看待他的。

派一个洋钦差出国，朝廷也不是百分百放心。为了节制蒲安臣，恭亲王特别制订了8项出使条规，涉及钦差权力范围、外交礼仪、与中国钦差沟通等方面。嗣后还对蒲安臣特别声明了有碍中国国体之事断不可行，等等。

为平衡英法两国起见，恭亲王又奏请聘请懂得中文的英国人柏卓安和在中国海关税务司工作的法国人德善（Deschamps）分别为左、右协理。当然，这种任命也是对担任钦差的美国人的一种制衡手段。从整个人事布局来看，恭亲王和文祥等人可谓费尽心机，力图做到滴水不漏。

既然此行也是一次学习之旅，因此恭亲王又奏请挑选几名同文馆学生一起随团游历，这包括在同文馆学习英文的德明、凤仪，学习俄文的塔克什讷、桂荣，学习法文的联芳、廷俊，以及候选县丞亢廷镛、候选巡检王抡秀、候选从九品严士琦、总理衙门兵马司吏目庄椿龄，外加马弁千总雷炳文、六品军功坐补千总把总果庆瑞等。连同三名华洋钦差、两名英法协理，使团总计17人。其中德明、凤仪和德善，都曾经参加过斌椿在1866年的欧洲之行。

蒲安臣使团在美国，1868年。该照片带有注释说是“中国使团”（Chinese Embassy）,系位于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街707号的J. Gurney & son照相馆所摄。上面的人物从左至右分别是：庄椿龄、桂荣、联芳、凤仪、德善、孙家谷、蒲安臣、志刚、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讷、廷俊、亢廷镛。这副照片流传较广，上图系藏于纽约州绮色佳市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的副本，作者2013年摄。

1867年12月12日，蒲安臣从上海向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发去了一份有关自己出任中国钦差的详细汇报。在这个汇报的末尾，他写道：“请允许我多说一句，那就是当世界上最古老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通过他的代表要求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去居中帮衬这一变化的时候，这个外交使命是不容商量或者拒绝的。”由此，蒲安臣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代表，第一站要前往的恰是他的故乡、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美国。

1868年2月，蒲安臣一行从上海乘坐轮船，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启了欧美外交之旅。此刻，对所有的中国成员而言，大洋彼岸的一切还都是未知之数，但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梦想，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而做梦的不只是他们，在彼岸的美国，很多人也在做着另一个有关中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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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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