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者的感伤与焦虑：钱锺书的“上海书写”

 “文学家”钱锺书，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其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批评、散文随笔等，完成或者发表于上海。钱锺书一生有两个集中居留上海的时段，分别是1933年夏至1935年夏和1941年夏至1949年夏。前一时期钱锺书创作的重心主要集中于文学批评与旧体诗；后一时期创作文体变得更为多样，包含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旧体诗等等。这两个时期的创作，都弥散着一种复杂难言的感伤基调和焦虑意识。他通过建构“上海印象”，以文学创作参与互动实践，将个人生存感受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遭际相关联，表达时代关怀与个人情志。

钱锺书的“上海书写”，涉及两个向度上的不同意义。一是作为创作空间意义上的“上海书写”，即指称钱锺书1933-1935、1941-1949这两个时期在上海的写作；二是作为书写对象意义上的“上海书写”，即钱锺书笔下的“上海”形象及“上海”印象。而钱锺书上海书写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是一个酣畅游走于“文各有体”的文体家，更因兼具诗人、学者、大学教授、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等多重文学身份，而使其创作更具思想深度与审美涵容。正如钱锺书在《谈交友》中所言：“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性情陶融在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71页）

流寓上海第一时期：由文学批评及旧体诗看“游荡者”的感伤与孤独

1934年11月1日《中国评论》上发表了钱锺书的一篇文学批评——《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钱锺书在文中谈论了对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对上海人的感受与印象，并借此延展开了对京派与海派文化的认知与批评，表达了自己独异的文化立场与态度。1933年冬至1934年春的文坛曾发生一场规模不大但颇引人注目的争论，即文学史家习惯称之的“京海之争”。钱锺书此文发表于1934年11月1日，正是京海之争白热化阶段后，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钱锺书对于目下海派文学的一些态度所见。

根据龚刚的翻译，钱锺书写作此文的灵感来自于某个阴沉的周日午后，“其时，钱锺书正走在南京路，天阴，人流拥塞，郁闷中，波德莱尔的诗句浮现眼前：“天空是一口大锅的黑色盖子，煮着数不清的人类望不到边。”薛西斯（Xerxes）式的感伤也随之而生：那些充塞上海街头的路人，百年之后，将无一幸存。”（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南风窗》，2005年第9期）击中钱锺书内心，令他提笔创作此文的情感心理动因有两个：一是波德莱尔的诗作《盖子》，一是薛西斯式的感伤。

波德莱尔的孤独感是一种置身于大都市、置身于人群中而引发的孤独，这种都市人群中异常尖锐的孤独感在《盖子》这首诗中格外突出。“天空是一口大锅的黑色盖子，煮着数不清的人类望不到边。”烘托出的是毫无希冀的生存下绝望之恐惧与压抑。“人群”是密集的，但彼此之间是隔膜、冷漠的。这一切像是庞大的盖子覆盖在每一个人心头，神秘而恐怖。

而同样漫步在“人流拥塞”的上海南京路的钱锺书，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体会到了和波德莱尔一样的孤独。或者说，此刻，“孤独”引发了钱锺书与波德莱尔的情感共振。他作为一个“游荡者”，从喧嚷的人群中，体会到了郁闷在心的孤独与空虚，他看着人头攒动，彼此擦身而过但互不相识，找不到每个人共同的目的地，不知幸福究竟在哪里，只知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弥漫于人群周围的是一种阴郁的气氛，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的意愿，每个人只是在和自己对话，同自己微笑。郁闷阴沉的低气压天气与黄昏效应的共同影响，使得钱锺书竟茫然得生出了薛西斯式的感伤：“远征希腊的波斯王薛西斯在看到自己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渡过海峡时，忽然感伤流泪。当被人问到落泪的原因时，薛西斯回答说：“想到一百年以后，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我怎么能不悲伤呢！””（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钱锺书漫步上海街头，看到无数的人，来来往往，突然生发出感伤，这感伤中既有情感心理层面的对于命运的无力和无奈感，对于未来之彷徨与人终究挣脱不过命运、最终都会消亡的深沉感伤与失落；又带有哲学层面对于生命终极意义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怀与思考，包含着作者对于生命本身、对于生与死的的思考与感知，以及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虚无与感伤。

通过“游荡者”的凝视，钱锺书建构起了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联，如张旭东所言“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文人正是在这种漫步中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引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页）然而并不因为作者的“游荡者”身份，就使得其对上海的观察失于敏感与真实，“大城市并不是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因此，上海的气质、形象以及时代面貌，在钱锺书“游荡者”凝视的视角下，得以观之。

而由波德莱尔的《盖子》和薛西斯式的伤感，激发出的是作者对于何以自处、何以生存的当下焦虑与隐忧，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感觉。在繁华背后，作者看到了人生悲凉的本质与结局，弥散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伤，尤其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创作中。从题材内容上看，其诗或诉相思之苦、或谈游历感兴，或发思古之幽情，寄托了无限寂寥。《中秋夜坐》（《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6-7期）这首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书写：

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俜形影神。

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学道忏前尘。

杯盘草草酬佳节，弦管纷纷聒比邻。

诗与排忧真失计，车轮肠转自千巡。

塑造出了一个“无月无人”的场景，许是因为天气阴沉，欣赏不到圆月佳景，身边又无人陪伴而“兀坐伶俜形影神。”状写了一人枯坐、百无聊赖、茕茕孑立的场面，陪伴自己的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无他人。如此孤独寂寞的心绪点染和层层铺展，加之正逢本该团聚的中秋佳节，诗人的孤独寂寥更得强化与突显。此诗发表于《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6、7期，正是作者初次寓居上海时期。1933年夏，从清华毕业的钱锺书拒绝了进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的建议，离开北平，于1933年9月起任职上海光华大学担任英文系讲师。其时其父钱基博与其同校，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然不知何故，这年的中秋夜作者是“无月无人”独自枯坐的，或许此处并非实写，只意在抒发寂寞孤独的幽微心境而已。尾联诗人懊丧自语，“诗与排忧真失计，车轮肠转自千巡。”慨叹用写诗来排遣忧愁寂寞真是太失策了，非但未能排解，反而更加愁肠百转、愁苦不堪。“杯盘草草酬佳节，弦管纷纷聒比邻。”诗人独自一人流寓上海、潦草凄清和邻居家的丝竹管弦、好不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凸显出寂寞与哀愁。

而几乎创作于同时的《秋望黄河水绕汉宫墙作者当齿冷也》（《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6-7期）一诗则多处用典：

楼前无复旧葳蕤，天似穹庐四望垂。

感逝直须招远魄，伤离一并作秋悲。

荒坟草尽高低出，野水潦清即渐亏。

此是郊寒岛瘦境，诗囚吟赏剧相宜。

钱锺书于思古之情中寄予了更多的“感逝”、“伤离”、“悲秋”之感，感叹和伤怀着“旧时葳蕤”今不复，眼瞧着“天似穹庐四望垂”，生发出了无限伤感与悲情。而这感伤与悲情，是以怀古而出，因为没有具体所指或具体事由，显得有些空洞和虚泛，隐隐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

而他作于1935年的《此日忽不乐》（《国风半月刊》1935年第3-4期）一诗，倒是为他这一时期孤独空虚、寂寥落寞的情绪找到了实在的着陆点：

昼长悄悄夜何如，赠影酬形强自娱，

恨故难量千斛过，言还不尽一书无。

香能引绪烟飘篆，蜡亦煎心泪滴珠。

剩有微波托词赋，最怜鸿断与鱼枯。

展现了小儿女情态下的寂寥思念与焦灼期待。诗人思念爱人，觉得白日漫长、夜晚难捱、百无聊赖，奈何迟迟不见爱人有书信来，“香能引绪烟飘篆，蜡亦煎心泪滴珠。”作者日思夜想、痴迷不堪，以至于觉得室内焚香飘出的烟气都是一个个字，蜡烛都好像煎熬的内心在垂泪一般。在诗人看来，最痛苦的事，就是和爱人书信断绝、无法寄托情志。诗人等候爱人书信的焦灼感、急迫感和左等右等等不来，以至愁肠百转、了无生趣的失落寂寥之感跃然纸上。时年25岁的钱锺书，清华大学毕业后，任职沪上，而彼时，尚未成婚，还是其恋人的杨绛，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二人一南一北，两地分离，只能靠鸿雁传书，奈何杨绛女士不爱写信，于是折磨得诗人焦灼不堪、思念不已。

流寓上海第一时期：钱锺书“上海印象”管窥

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旧体诗创作，初居沪上的青年钱锺书，寄予纸间的感伤与焦虑，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层面上的心绪体验，或是个体生发出的生命体悟与感受，与社会、时代的关联性并不显见，渗透其间的更多是个人情志与心理的呈现。尤其表现在其所建构的“上海印象”上。

钱锺书在《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中说：“北京人属于过去，上海人属于现在，甚至很可能属于未来。在当前的中国文学中，“上海人”这个词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作为“巴比特型人物”的同义词，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凡事尽善尽美，从不多愁善感。财神在上，天下太平！”（《中国评论》，1934年11月1日）钱锺书精准地概括出了30年代上海的时代性，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商业资本发达、消费主义盛行，市民个性中渗透着“精明干练、精刮自负”巴比特型的商人性格。巴比特是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192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巴比特》中的主人公——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过着富足又呆板的中产阶级生活，处在物质至上被商业氛围包裹的时代环境中，是当时盛行的实利主义及商业主义等思想的集合体，也可看作是庸俗精明的市民形象的代名词。

钱锺书认同了上海作为社会发展时代先锋性的一面，准确把握了30年代上海的时代性：商业极度繁荣，重商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盛行，市民气质也不同程度且不约而同地沾染了商业性。也同时认识到上海缺乏“文化”、商业气盖过“文学气”的一面。他并不认同海派文学，比如林语堂等所提倡的“幽默文学”等，在《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中也委婉其志，对于目下海派文学的沉闷氛围，发出了怀疑与质询：“在这种“大锅上的黑盖子”下面，除了尖酸和阴郁之外，就不能有点别的东西吗？”

此时的钱锺书之于上海、上海人的姿态是相对独立、客观的，甚至是将自己排除在外的，其对上海的评论主观色彩很淡漠，对于上海文化更多地是持一种疏离姿态，把自己划定为“无法融入”上海的一类。钱锺书认为，“就像诗人一样，“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培养的。不是每个生活或者埋没在上海的人都有幸成为“上海人”的。比如我们这些可怜的记者，就无缘这一尊号。那个星期天的扰攘人群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是被迫在这里讨生活的，并没有适应上海的生存能力。我认识许多在上海待了二三十年的人，到头来，还是个异乡中的陌路人。”（《中国评论》，1934年11月1日）钱锺书以“异乡中的陌路人”为定位，指明了上海大都市中所存在的异质空间，生存于这一空间中，却并不一定拥有文化上的归属感和心理定位。且他也并不打算融入上海以及上海所代表的文化语境，而是以一种独异个人的文化姿态和个性睥睨众人，并且详尽分析了，这些大上海中异乡陌路人的心理机制：一个人无法适应他周围的环境，显而易见的顽固不化可能是个性鲜明与智慧超群的表现。“我们不是常常听见许多才智出众，情感细腻的人抱怨他们对上海格格不入，或者对于“上海人”对其处境的洋洋自得感到既不屑又不无嫉妒吗？”（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南风窗》，2005年第9期）

初居沪上的钱锺书，在文化心理上倾向独异于外的疏离与隔绝，以游荡者的身份谛视着上海大都市下的人世百态，也体认到了海派文学混浊沉闷的一面。而此时，他的情志心绪、情感心理，并没有与这座城市发生太多关联，这源于他主动的自我独异心理以及冷眼旁观的文化姿态，更是由于他自身的书生气，刚刚离开校门，来沪上任教，潜心于学的他，与爱人两地分离，流寓上海，可供交心对谈的友人不多。无论是漫步街头，还是中秋月夜邻居家的热闹管弦，钱锺书都于“人群”和“热闹”中引发了对于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思索和对人类孤独本性的探知。他一方面焦灼地期待着爱人的书信以期浇灭自己的寂寞哀愁，一方面在寂寞哀愁无法排解的情境下，孤独的生命感受与情绪体验愈加深切。而此时，作为流寓者的钱锺书，毫不在意是否能够融入上海的都市文化氛围，也不介意自己的“流寓者”身份，而是沉溺在自我情感与人生思考的漩涡中，其流露出的感伤与焦虑，都是个人性、私人性的超历史的感喟与沉思，并未与时代、社会发生过多关联。

流寓上海第二时期：《围城》的生存焦虑与文明审思

“城与人”是中西现代文学范畴中时的命题，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中，借助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发现了“震惊”这一艺术感受之于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影响，钱锺书行走在人声鼎沸的上海街头，因“焦虑和感伤”引发了与波德莱尔的情感共振。而都市的消费主义、商品经济热潮和都市异质空间所带给现代人的生存感受，刺激了钱锺书的神经，也激发他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层面和生命与存在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往往因为情感心理机制的不同作用而变得复杂纠缠。战争，带给了上海这座城市以新的震惊，不同时空和时代处境下的钱锺书，经历着民族危机和时代变动，不可避免地与这座城市发生着互动关联。他的生存和书写空间，之于战前，发生了哪些改变，主体与历史是如何彼此展开的，他身处战时上海的生存感受和对生命存在本体意义上的思索与追问，确乎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1941年暑假，钱锺书从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回上海探亲，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来访，邀请钱锺书再回联大执教，然陈态度并不诚恳，也没有带来聘书，加之1939年钱锺书任教联大的半年其间，与陈关系并不太融洽，于是钱锺书陷入犹疑不决的境地，回返湖南还是前去昆明，或留居上海，此时的钱锺书矛盾不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钱锺书彻底没了选择，只能羁留上海，在沦陷区艰难度日。

第二次流寓上海，不同于第一时期初初毕业任教沪上的踌躇满志，此时的钱锺书身处沦陷区，在教会学校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兼课，一家三口窝在上海辣斐德路勉强度日，他偶尔还兼做家庭教师以贴补家用。1940年代的钱锺书，文学创作可谓达至巅峰，1941年12月，其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长篇小说《围城》由《文艺复兴》杂志从1946年2月25日第1卷第2期连载至1947年1月1日第2卷第6期，1947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其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6月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8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其学术著作《谈艺录》。

代表了其小说创作巅峰成就的《围城》创作于1944—1946年，历时整整两年。用钱锺书自己的话说：“两年里忧乱伤生……锱铢积累地写完。”他所要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围城>序》，《文艺复兴》，1947年第2卷第6期）。《序言》表露了其意欲展现、书写战时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精神危机的初衷。小说中透露和弥散着遮掩不住的对于现实生存的深重焦虑。尽管《围城》的人物情节大多虚构，但杨绛先生也认可钱锺书是“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并坦言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第6、7页）。由此可见，很大程度上，《围城》里作者的上海书写，也很难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发生关联。

《围城》中即有这样的描写，“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天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千盛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围城》晨光版，1947年6月，第61页）由于战争，人口损失很多，然而人们仿佛争赶着折腾一般，尽情发泄着孤独与拘束，这种社会怪相带给了钱锺书很大的心理冲击，在其笔下，生存意志与颓废情绪纠结在一起，给人一种生之催逼与压迫之感。而同样的生存焦虑和被命运无情催逼摆弄的焦灼无力之感，也出现在几乎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七八年一霎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时间不会停，即便战争，也无法摧毁人世之变的本质，一代代人生了出来，一代代人死去老去，这种受制于时间和命运的压抑感，是整个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而这种焦虑，在战时沦陷区的孤岛上海，显得尤为尖锐和突出。

与此同时，钱锺书还在《围城》中寄予了对西方现代文明思想的检视与反思，“这部小说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杨联芬编：《钱锺书评说七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5月，第360页）作者从三闾大学教授群体的工作动机、日常教学、婚恋、人际交往等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展现了对现代文明的怀疑与嘲讽。主人公方鸿渐的命运，似乎一直处在被无形的力量推赶着前进的“无知无觉”的状态中，一直被莫可名状的命运反复捉弄、弄得心力交瘁。作者如此设置，是“企图表现现代人的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孤独感”。（杨联芬《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360页）而贯穿全文的，方鸿渐身上那种“深入骨髓的孤寂感、被遗弃感、疏远感和人的价值的贬抑感”(谢志熙：《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钱锺书研究》（第一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28、129页)使得他产生了在现代社会中人连微生物也不如的虚无之感。这是对现代文明笼罩下都市人生存困境和自我认同危机的深刻揭示。作者精细地描绘出了这群知识分子在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戏剧性遭际，这其间包含着“难以预料的错失，难以打破的心理隔阂，难以沟通的情愫和难以把握的人生机缘”，作者所意图揭示的是现代人在物欲与精神之间彷徨歧路的矛盾困境，以及对“诸如人心可以沟通，理性可以把握生活，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情欲本身的价值和个性自由本身的意义等确定观念”的质疑。（谢志熙：《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方鸿渐身上承载了作者对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的质疑与焦虑，作者建构起的人生如“围城”的荒诞感和虚无感，即是这种焦虑、怀疑和反思的真实心态的覆盖，作品已然触及到了对命运人类和人生问题的终极关怀以及恒久价值的讨论。

流寓上海第二时期：钱锺书的战时上海印象

彼时的钱锺书流寓上海，相较于战前，对上海、上海人的文化姿态，有一种不自觉身处其间感同身受的意味。除了受时间和命运摆布，流寓于上海的人们，还面临着最现实的生存困境，“房子比职业更难找。满街是屋，可是轮不到他们住。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他们俩为找房子，心灰力竭，还赔上无谓的口舌。”（《围城》晨光版）由于住房困难，钱锺书与妻子杨绛、女儿钱瑗挤在一间陋室之中，有一段时间，因生活艰难，钱锺书也做过家庭教师以补贴家用。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城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和主动，他对于上海、上海文化的把握更为精准、细腻，尤为体现在《围城》中对上海生活的日常性书写和生存感受上。“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除了讽刺上海寓公们的麻木与市侩精明外，钱锺书还在小说中塑造出了一个假模假式、崇洋媚外的上海买办张吉民和庸俗无聊、以结婚为志业的买办小姐Miss张。

杨绛在《傅雷传记五种》代序中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杨绛：《傅雷传记五种》，引自傅雷译《傅雷传记五种》，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6月，第3、4页）彼时的钱锺书，身陷上海孤岛，充满了感时伤乱的家国情怀和坚守气节、长夜待旦的信念坚守。战后上海，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价值结构重组，面对物质困窘、生活困乏的现实处境，知识分子地位滑坡、价值沉落，钱锺书因而生发出了生存的焦虑与压抑之感，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其战后的长篇小说《围城》中。

钱锺书流寓上海第二个时期的创作中所弥散着的感伤与焦虑，已不再是初居沪上时对于人类普遍生存的感伤与怀想，对于爱人的思念与书信不通所带来的焦虑与期待这样的个体生命感受。此一时期，钱锺书的上海书写，是与时代、与社会，保持高度关联和互动的心理感受与文化观念的集中呈现，这一时期，作为羁留沪上的流寓者，其文学创作和交游中所流露出的感受与焦虑，是个人与历史遭际勾连，大时代下的具有知识分子心灵史意味的展露与战时知识分子心态观念的幽微呈现。无论是钱锺书笔下的上海印象、随之而生的上海感受，都烙印着时代印记与特殊历史背景的色彩，也不失是一种战时知识分子时代情绪的考察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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