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费力去写小说 还是希望能从中发现生活的真相

1984年出生的郭爽在小说写作上是个新人，但和文字打交道却已经多年。郭爽是一个由非虚构转身向虚构的创作者。她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南方都市报。在就职于媒体期间，她开设专栏，开始尝试虚构写作。

今年出版的《正午时踏进光焰》是郭爽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她辞职专职写作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7篇小说。其中《把戏》在《上海文学》发表，《九重葛》在《收获》发表。2017年《拱猪》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8年《鲍时进》获山花文学双年奖。

《正午时踏进光焰》书影

鲍时进、丁小莉、张美玲……郭爽笔下的都是生活深处不完美的小人物，却在文字之下有了鲜活的张力。“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在书的后记中，郭爽写道。大学毕业到广州工作前，她待过的都是小地方，小地方的人在暗处无声无息，郭爽却一直凝视着他们，“写小人物就在于他身上有张力，这是小说追求的东西。

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做过记者的人去写小说，可能倾向于都市题材，但我不这么认为。都市题材没办法让我有血液流动的感觉。白领的生活既没有诗意也没有热血。作家要费力去写小说，还是希望能从中发现生活的真相。”

11月24日，郭爽来到上海和《收获》杂志编辑吴越、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在作家书店对谈。澎湃新闻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郭爽（中）

在媒体写专栏时，开始对小说产生兴趣

澎湃新闻：之前你出版过《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79个故事》，《正午时踏进光焰》是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吗？

郭爽：对。《亲爱的米亚》是一本专栏集，那时候媒体人写专栏，再把专栏结集出版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很多人觉得这本是比较写实的东西，但其实已经是虚构了。我也是写那本书的时候开始对小说产生兴趣，觉得话说不完，想写长一些的东西。但是正式出小说集是这一本《正午时踏进光焰》。其中最早的《把戏》是2014年写的，其他都是这两年写的。

我也写过评论，但觉得自己更喜欢描述，而不是对一个事情下结论。《把戏》写好的那年，我认识了金宇澄老师。当时他的《繁花》获了华语文学奖，我在《南方都市报》，借此机会认识了他，留了联系方式。我就把《把戏》发给他，想让他帮我看看。他没有马上回我，但过了一个月，他所在的《上海文学》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要发表。对我来说很意外。再次见到金老师，他对我说了我小说的一些优点，比如一般女作家会热衷描写女性经验，虽然我也写了女性经验，但我对男性、对外面的世界很敏感，他觉得我可以继续写。

那时候媒体动荡得比较厉害，我很想辞职写作，但又很犹豫，就申请了德国的一个非虚构写作项目“无界行者”，去德国采访、写作。等到我再次写小说，已经是2016年了。先写了《拱猪》，投了台湾的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也得了奖。这篇小说用台湾人民的话说，有“城乡结合部”的感觉，一方面有土味，一方面又有很当代的东西在其中。

知道得奖之后我已经辞职了，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回过头来看往届的获奖作品，都是很好的作家写的很好的作品，对我的信心也是很大提升。

澎湃新闻：你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媒体经历，媒体更注重的是调查和非虚构写作，这种习惯或者是态度，会影响反射到小说创作中去吗？

郭爽：我记得好多年前自己刚做记者，采访导演宁浩，当时他还没成名，提到自己刚工作时候在MTV音乐频道做记者。他说做记者让他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材料的判断。可以很快判断哪些材料是有用的，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需要的能力。

前两天我参加中欧文学节，台下读者问台上作家，你们写的东西和时代有什么关系？你们会不会真的去了解别人在想什么？如果只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我觉得不能打动很多人，它可能只是一种审美，却无法引发一种共鸣和力量。

澎湃新闻：2015年你参加了德国“无界行者”的写作项目，最初提交的题目是“解锁格林童话：一个中国80后女生的寻访”，能谈谈这个项目吗？看题目似乎和你一贯重视现实和经验的写作风格相去较远。最后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系列作品？

郭爽：这个项目是鼓励中国和德国年轻的艺术家去创作对方国家的东西。我提交的是格林童话背景的寻访，因为在我小时候，格林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写的时候也面临着自己的精神危机，当时自己已经30岁了。

我离家多年，从读大学就开始在外面，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开始逐渐远去。我很想做这个和自己童年深层记忆相关的寻访。申请的时候因为我做传媒多年，所以还是想做成采写的一本书。我第一次去德国，从南到北走了一趟，采访了很多人，最后还是不知道怎么下笔。但我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一些成为了我的朋友。第二次去的时候，一个朋友生活的事情对我产生很大冲击，让我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有关联。让我觉得我要为她写个故事，这样就写了第一篇。有了第一篇，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写。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有震动，那它一定是有价值的。我没有刻意去寻找采访对象，而是选择了一些在德国遇到的人和事。除了当面交流采访，我也会和其中一些人邮件沟通，其中一些篇目，还要查非常多小镇当地资料，所以这是一本比较扎实的讲述德国普通人历史的非虚构写作，背后有一些众生。包括对二战以后传统价值的思考，还有LGBT人群身份选择的问题。

对我来说，阅读的经验比生活的经验更早。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就在童话中知道了有勇气的人是什么样的。用我的话说就是“傻子”，要去肩负起降龙的使命。这一块我觉得童话是真正做到的，里面有一些很质朴的人类的古老美德，有很多人类共通的东西。完成的这本书最后叫《我愿意学习发抖》，来自格林童话中的一篇。童话不只是童话，是一把钥匙，是内在自我的寻找，我相信这个世界，那一定有和我一样相信世界的人。

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写在我写小说集之前，让我完成了写作身份的转变。写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变成了我，那些被我忘记的东西，不太敢坚持的东西，我可以确定是我的东西了。

“小人物身上的“张力”是小说追求的东西”

澎湃新闻：这么说来《我愿意学习发抖》是写德国“小人物的故事”，是从质朴人群中“找到自己”，你这本《正午时踏进光焰》其实也是这样，写不是很完美的小人物，这是你一直关注的点么？

郭爽：对，我在豆瓣上推这本书的时候，有读者就在下面留言说，“时代记住伟人，时代记住我们”。所谓小人物，当他遇到大事情的时候，他的反抗是惊人的。中产阶层遇到幼儿园事件，所做的也就是在门口抗议，但一个小人物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会去拼命的。写小人物就在于他身上有张力，这是小说追求的东西。

还有就是，大家倾向于认为，一个做过记者的人去写小说，可能倾向于都市题材，但我不这么认为。这也是一种本能，都市题材没办法让我有血液流动的感觉。白领的生活既没有诗意也没有热血。作家要费力去写小说，还是希望能从中发现生活的真相。每个人都感受到过生活就像温水泡着你，但直到看到一篇小说，才觉得这种感觉落到实处，感到“就是这样”。我希望写出这样的东西，写出所谓的“无形之形”。

澎湃新闻：这本书中我两个印象很深的故事《鲍时进》和《拱猪》都用了大篇幅去写父辈的故事。作为青年作家，选择上一辈的故事去叙述，还力图写出细节的真实，其实并不容易。为什么选择这样不容易的方式创作？

郭爽：我觉得这是了解他们的一个过程，我通过写作重新去知道一些细节，知道当时的背景。比如《鲍时进》里有一个细节，就是讲已经死掉的陈伯伯。我写他是一个爱打谜语给别人猜的人，其中写了很多细节，比如他会把枯燥的谜语给别人猜，他的说话、做派……这些都是你需要去了解的。

首先要了解大背景，那个年代的人，他这样的性格可能会有哪些爱好？我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不在身边也会经常打电话，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经验。还有我会大量查资料。把这些背景全部都搭建出来了，再去选取其中一个非常小的角落来写。可能最后查了很多资料，只写了一两句。我觉得这就是“笨”吧，是一种很老实的写作方法。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青年小说家会大量用到现代主义的手法创作，读者阅读时候会试图把这些明显的想象和虚构成分投射到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和现实中去。之前《收获》杂志编辑王咸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年作家生活经验尚少。但你的小说首先是写实的。为什么如此坚持写实？

郭爽：你的问题里面已经包含了部分答案。一方面我觉得到现在，现代主义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了，现实主义里也有非常多现代主义的东西。比如我的《拱猪》结尾，伍珊长出了一个猪鼻子。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写法，但这篇小说却不会标榜是现代主义的小说。所以可能广义上，现在现实主义成了容纳性最大的。

年轻的作者有一种特殊的浪漫和天真，但我写作时间开始较晚，由于比较早熟，所以我一开始看这个世界就是复杂的。年轻作家可能比较喜欢写短篇上手，因为篇幅限制，只是短短一瞥。但对我来说，即使是短篇小说，也是非常复杂的。我和更年长的作家交流，发现他们也是这样，年轻时候写短，后来就越来越长，因为你看待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没有办法确定在哪里就讲完了。我一开始就是在写中篇，短篇写得比较少。

澎湃新闻：那有想过写长篇吗？

郭爽：我现在在写。广义上说，是关于我们这代人精神后殖民的一篇小说。这是一个很概括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情爱方式、性别选择、精神取向都在很广阔的后殖民的话语里面。年轻人中国的旧学底子都非常差，对国外的文化反而更熟悉。大部分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学者外语都特别好。我们的精神构成折射到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的状态。如果用汉语写作，迟早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具体到写作，我还是比较注重故事性，会尽量写成可读性很好的小说。

情感是驱动小说最重要的因素

澎湃新闻：这也是我关注到的问题，就是你的小说里其实也有现代性，有隐喻，但故事本身流畅好读，有时候阅读时不会注意到这些现代性的部分，而是会先把它当作一个好看的故事读完。你好像很注重故事本身。

郭爽：对，我觉得故事是最内核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小说是什么”。我昨天还在和几个朋友聊，如果现在写一个70到100万字的大长篇，可能写成挪威作家克瑙斯高那样，自述式但是虚构与非虚构夹杂的，那样才是一个探索的角度。

但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小说的学徒，在学徒阶段有基本功，故事都讲不好就去写抽象，那太“飞”了。如果把这个过程倒过来，一直写很“飞”的东西，然后到了40岁，想要讲故事，那就是上一辈先锋作家的经历，也非常艰难。我开始得比较晚，现在做了这些，也许以后可以做减法，可以写短的、轻的东西。但我依旧天生有讲故事的欲望。

澎湃新闻：感觉你很看重生活经验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从最初写《米亚的故事》到现在的《正午时踏进光焰》都是如此。讲述创作的时候，也都从经验和情感出发，反倒是很少讲到写作技巧和理论方面的东西。但你似乎是一个很注重练习技巧的人？之前看到一篇文章里讲到你进入写作的方式是很理性的，会6点半起床，9点前开始创作，雷打不动地严格要求自己。

郭爽：是，我没有一篇小说是随便写的。它可能会很自然，张弛有度，但不是随便能做到的。没有经过思考不可能做到，自然也是经过考虑的自然。

技巧的事情我不爱谈，因为我觉得那是评论家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写作者，要讲对我重要的东西。分析一个作品不是作家该做的事情。因为一旦你去给自己解释，就相信了。往往作品比解释更复杂广大，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本书背后，一定有非常强烈的情感驱使，才会让你有持续动力。甚至你表达什么都不重要，你相信什么，最后还相信吗？这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么强烈的情感驱动，是无法完成写作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小说来源于生活，我有个朋友觉得不是的，她认为生活只是小说的外壳，小说来自于情感，来自于人的内在生命。我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和这个东西的联系在哪里，而不是我想把它变成什么样，我想让别人觉得它是什么样。很多作家可能不太会愿意讲这个，因为会一点有风险，你可能会把自己暴露在外。但对我来说没有这个顾虑。我看过胡迁的一个访谈，他说最好的小说永远都不是设计，是献祭。这是他的性格说出来的话。对我来说，我一样是这样认为的。

澎湃新闻：虽然你不讲技巧，我还是好奇，你平时自己的阅读是怎样的？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吗？

郭爽：对我影响大的作家很多。之前我在单向街录一个视频，主题是“My favorite book”，最喜欢的一本书，最开始我想谈契诃夫的《樱桃园》，后来改成了贡布罗维奇的小说《横渡大西洋》。这个变化中，体现了这些年滋养我的作家以及我自己的变化。

契诃夫是情感上能安慰我的，《樱桃园》和《三姐妹》是他很晚期的作品，可以看到时间在流走，人在舞台上出现了又消失了，他们在发出一些真正属于他们的声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但后来为什么改成贡布罗维奇呢，是因为贡布罗维奇的《横渡大西洋》就是我的理想小说。他和我的性格和气质截然不同，他的小说里充满了色情、暴力、狂放。他和他的祖国之间有非常紧张的关系，我觉得他一直会提醒我，让我不要那么乖，要真的忠实于自己。我骨子里其实不是一个太乖的人，但写作时有时候会忘了。我们的社会角色和女性身份会成为一种惯性，要时刻绷紧那根弦，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要记得他，那样的状态会让我自由，我也希望读到小说的人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自己更喜欢看材料，看材料会更让我觉得原始。比如我最近在看台湾买的《台南故事集》，是像地方志一样的工作组在台南的各个社区找知道这个社区历史的老人去讲这个社区的故事和传说，整理成原始的录音，有闽南语的版本也有翻译成国语的版本。那些阿婆都非常啰嗦，但我喜欢看这种，从中可以触摸到她们话里的纹理。而已经完成的小说是作者的叙述，你要剥离开很多东西，才能触摸到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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