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走在时代前面的思考者

【编者按】

2018年适逢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他逝世三十周年。为更好地梳理传统、致敬前贤，2018年9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新陈代谢：陈旭麓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学术研讨会，邀请老中青三代学者深入研讨陈旭麓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深远影响，并选取部分于近日刊发于学报第六期“致敬大师”的专题策划中。本文系此专题文章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原题《“设置问题”与“无法之法”的史学大家》。

陈旭麓先生

今年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年，他离开我们也有三十年了。我记得1987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之后，陈先生就让他的学生周武带话给我，请我到他家里与我谈谈。一个30岁的年轻人，见到陈先生，是如何的诚惶诚恐，他的一口浓重湖南话我也大部分没有听懂，如今记得的，大致只是对我的勉励和夸奖。1988年我硕士毕业，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陈先生，论文题目写的是张君劢的政治思想，虽然稚嫩，也受到了陈先生的谬赞，先生还在给友人的书信里提了一笔。

陈先生走得那样快、那样早，是谁也没有想到的。70岁，正是他研究的巅峰时期，许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的想法和思考，就随着他的生命离开而被带走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陈先生身后的这三十年，史学界的变迁何其迅速，各种思潮各领风骚三五年，昨天还是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今天就无人问津，被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堆了。但陈先生的遗作，不温不火，成为穿透历史时光的畅销书，几乎每一个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生都读过他的书。陈先生以“新陈代谢”为核心的研究，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范式。

今天我们纪念陈先生的史学思想，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第一，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界，他的学术与思想突破在哪里？第二，陈先生的史学遗产，对于今日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哪些是值得继承的传统？陈先生最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无论从国家政治，思想文化、还是学术层面都是拨乱反正的转折年代。那个时代是开放的、自由的，同时又是保守的、教条的，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点也不亚于清末民初。作为一个老学者，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

按照我的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陈先生属于“后五四”一代学者，在1949年之前接受了完整的教养。一些民国过来的老学者，很想趋新，但几十年的洗脑，思想已经僵化，提不出新的、有价值的看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陈先生不一样，他在民国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底子，以后也没有随波逐流，停止自己的思考，于是，到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来临，就有了学术上的大爆发。

最近我重新阅读《陈旭麓文存》，这些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深度，有那样独特的视野和角度，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还是“三次革命高潮”、“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是“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突破那些僵硬的研究模式，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突破是当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的事儿，但陈先生以六十岁的年龄，比大部分人都走得更远。他一直在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脉络？在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主流传统的时候，他提出要将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在当时可容忍的尺度里面，提醒大家要注意历史本身的内在理路，而不为僵硬的教条所束缚。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许多年轻人都在玩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新概念，比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等。陈先生不玩理论，但他会注意这些新思潮，内化到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之中，不露丝毫痕迹。

陈先生是有自己的历史观的，他不满足于史学的碎片研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演化中提炼出基本的规律和大思路、大脉络。你看他发表的文章，都是一些能够提纲挈领的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一与多、体与用》《论中体西用》《传统、启蒙、现代化》等等。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公共普遍性的重要话题，陈先生不仅是思考者，而且是引领者，他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大家。

在他的晚年，他提炼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的中国近代史演化观，并且以这一核心主题串讲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先生最完整、最具体系性的一部著作，至今为止影响也很大，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经典范式之一。

这一“新陈代谢”的研究范式，显然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模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不再是革命、再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而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当时，这是一个范式的大突破，大革命。

现代化模式自然有其内在的限制。我在1995年与一批国内的学者共同撰写《中国现代化史》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叙述模式。二十多年过去了，史学界已经对这一模式有了许多反思，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吊诡性也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我相信，假如陈先生活到今天，也会对自己的“新陈代谢”分析范式有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论的进化论者，可能更接近章太炎的“俱分进化化”，善在进化、恶亦进化，他一定会注意到历史发展中的多面性格，这在他留下的多处文字中可以看到端倪。

我重新阅读陈先生的遗作，最大的感叹是他是一个设定议题的大家，史学界后来成为热点的许多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而且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和论述。比如海派文化、上海学的研究，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研究，以及中等社会的研究等等。

这几年来我经常向学生提一个问题：是陈景润伟大，还是哥德巴赫伟大？一般人会以为陈景润伟大，因为他接近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了。但在我看来，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手，而是提出问题的大师。胡适所说的 “做学问要从不疑处有疑”，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鼓励学者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的大家，虽然很有可能一辈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正是他设定了议题，开创了新的研究论域，让无数后来的人来讨论与攻克难关。什么是有大价值的创新？不是解决了已有问题，而是开创了新问题、新空间。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大学教育至今似乎依然还不明白，总是要求学者和学生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鼓励提出问题，引领研究的新论域、新方向。

回过头来看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几个大话题，在我看来可能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就举一个例子，陈先生有一篇《神道与圣道》的文章，就提出了一些大问题，中国历史上有孔夫子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圣道，也有社会底层的民俗信仰的神道，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结构。但是，神道与圣道又是如何互相镶嵌的？圣道是如何神圣化的？比如，儒家究竟是人文教化还是一种宗教？相信圣道的儒家士大夫，为什么依然迷恋“怪力乱神”的神道？在民国初年，康有为搞孔教会，还有包括严复在内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在搞灵学会呢！陈先生在三十年前注意到的重大问题，至今，史学界的研究依然是单薄的。而类似有价值的题目，在陈先生那里还有不少。

陈旭麓《浮想录》

陈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广泛的影响，不一定在于其具体的结论，在我看来，而是有两个，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议题设置的能力，我们今天的不少研究，还是在陈先生提出的大问题、大架构之内。第二，是陈先生独特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陈先生的史学研究方法？我的理解是一种“无法之法”。20世纪80年代，为了突破僵化的传统理论，稍微趋新一点的学者都很迷恋新理论、新方法，似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只要有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就包治百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位研究科学出身的青年思想史学者，就很得意地对我说：“你看，用西方的方法论，找中国思想的问题，一抓一个准！”

不用说，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也很迷信这套新理论、新方法，好像没有理论，就无法提升。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史学界的风向又变了，从迷信理论转向迷信史料，似乎只要找到独家的史料，特别是终极性的核心史料，历史学就此终结，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陈先生又是如何做研究的呢？我发现，他虽然重视史料，也关注理论，但绝不迷信史料和理论。他既不以史料见长，也不玩弄各种理论。作为一位老派的历史学家，他重视的是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历史的内在脉络和深层意义的体会和解读。陈先生最令人佩服的，是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见识，而且不是一般的见识，而是大见识。

这种大见识，基于对基本史料的理解，也可能受到了理论的启发，但陈先生绝不卖弄理论，更不堆砌史料，而是以自己理解的历史内在脉络为经纬，将历史事件、人物娓娓道来，穿插于独到的大见识。这种功夫，很难提炼出一种科学的、形式的、规范的方法，那是靠几十年的史学积累和人生阅历慢工细活，煎熬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没有方法，其实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研究大法——无法之法。

学问做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研究最后比拼的，不是史料，不是理论，而是境界，既是对历史理解的境界，也是对人生体验的境界。陈先生的晚年学问，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他的人格一样。作为曾经得到他亲炙的学生一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学术日趋规范化、模式化的今天，陈先生留下的许多好传统反而失去了，被我们丢掉了、忘记了。我认为，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将他的史学研究传统提炼总结出来，化为自己的研究实践，并尽可能地感染、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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