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历程

◎刘大先

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来说,族群、地域、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情感心理、集体记忆等方面的差异性并非决定论式的存在,它们未必会带来文学书写的先天差异性；但事实上文学作为语言、情感、思想与美学技巧的综合艺术,属于观念与精神层面,沉淀在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深处,并不像文化的器物或制度层面那样容易改变,用人类学的术语而言,它是一种“边界流动,核心稳定”的存在,所以无论从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书写,还是母语书写而言,多样性和差异性都是客观的存在。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早期“少数民族文学”被命名之时,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处于政治一体化的话语之中,因为内在于集体性的书写语法内,所遵从的是由苏联而来并经过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和革命叙事,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同主流文学在话语层面具有同一性,其差异性更多体现在风土人情上面。玛拉沁夫(蒙古族)、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李乔(彝族)、陆地(壮族)这些作家的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思想追求乃至现实主义的风格与笔法都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外部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和颇具特色的语言。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兔起鹘落的文学思潮与流派中少数民族文学也被激活,并在“文化热”与“寻根文学”的理路中获得了合法性的生机。尤其是1985年之后,“现代派”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此际的少数民族文学以携带着多样性文化因子作为优势,并很容易在较少受到文化“大传统”影响的非理性、元逻辑和诗性思维的各种“小传统”中与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接洽。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藏“新小说”尤其是色波、扎西达娃等人与彼时风靡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而边疆、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存在也成为被新诗潮和先锋小说所汲取和开发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此际开始流行一句被视作不证自明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并且这句话被安插在鲁迅的头上。事实上,鲁迅只是在一封谈木刻的信中引申到文学上时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这个有意味的曲解,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焦虑与渴望:此处的“民族”指代的是“中国”,而“中国”在彼时的“世界”观念中显然属于“地方”,这种说法是在一种民族主义的自我期许中树立本土的自信。而这句话很快就被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所挪用,并将“民族”窄化为“少数民族”,从而在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中树立自我的文化认同。无论如何,在这种认知框架中,“中国”也好,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也好,都是外在于“世界”的特殊性存在,它如果要进入普遍性话语,靠的恰是差异性存在——“与世界接轨”是目标,“世界”于是成为普遍性的标准,而这个“世界”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不会是乌干达、尼日利亚或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而是巴黎、纽约、伦敦、斯德哥尔摩所象征的文学等级制的上端,前者有没有文学都不重要,也不会被在意。

这样的“世界文学”认识其实是欠缺的,其后果是不自觉地会导致价值他附。即我们的作家遗忘了“世界文学”观念中的全球等级性,而在写作中为了向“世界”靠拢,会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看齐,甚至为了便于译介传播,在手法、技巧和语言上寻求“可译性”。不惟汉族作家如是,甚至有少数民族作家激进地喊出“宁可欧化,不要汉化”的口号——这无疑是本土主体性的丧失。

(摘自《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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