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警惕的症候

2017年3月，20岁的杨文彬凭借其进行中的拍摄项目“大学社会”获得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大奖。2018年6月，摄影师杨文彬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同时也意味着他的纪实摄影项目“大学社会”基本完成。

在大学生活中，摄影专业的杨文彬，留下了一系列的纪实摄影图像，表现了以学生会为首的大学校园内的诸多学生组织，以及大学生在集体活动中的状态和对身份的想象。

8月，《大学社会》在北京映画廊展出，其中增加了杨文彬从各地高校的学生会、团委组织内搜集到的学生组织工作文件，以及“退休”学生会干部的口述影像。影像批评家鲍昆在展览序言中发问：学校本质是工厂，学生就是产品，是什么修改着这群年轻的生命？

以下是2018年教师节前夕，鲍昆在映画廊展开的“大学社会与青年力量”的座谈讨论上的发言。

杨文彬，“签到”，《大学社会》。本文图片均由摄影师本人提供

放出《大学社会》获奖消息的时候，社会上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正面的意见觉得杨文彬的作品拍得很好看，很符合当下流行的那个非常可疑的叫“当代艺术”的词汇所表现的风格。另外一部分反对的意见，恰恰来自杨文彬学校内部，也就是这些作品中被记录的一些他的同学。

我大概知道这么个情况，当时也没有对他这个作品有太多关注，因为一旦再进入到从现代主义以来就有的流派归类的议论，我一般就不感兴趣了。这是一个非常陈腐的艺术说法，所以当时我只是看了看。

而且在他的前面，有很多人也用这种现在流行的闪光灯直闪的方式拍照。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强烈的主观态度，一种艺术家个人对现实的介入。但这也是一种很流行的方式。现在看，当时我也在无意中陷入到了一种非常本位地从影像套路的角度去看这个事的境地。

因为这个奖项是资助有希望的艺术家资助，有现金，也有很多安排，比如跟美国的艺术界有一些接触交流，让受奖者获得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整个计划的安排是一年，也就是说，一年以后在第二届评奖时，杨文彬必须拿出一个展览，作为对资助的回报。

所以，杨文彬在大约半年多前就开始积极筹备这个展览。筹备过程中，他跟我有过不多的几次接触。其实我当时仍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我觉得杨文彬的年龄太小了，他非常受现在网络上一些时髦话语体系的包裹，做的东西总是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感觉。当然，我在和他的交流中希望他能跳出这些。

杨文彬，“VIP”，《大学社会》

后来，这个展览开幕时，我人在国外没能回来。但回国以后，杨文彬说，你无论如何应该来看一下。我觉得面对一个21岁的年轻人，我这个年龄对任何一个年轻的生命都负有责任，所以我说，那一定要去看一下。很快我就来了。整个展览中，墙上的图片我大部分很熟悉，只有个别作品以前没有看过。

杨文彬策划这个展览时，曾谈到准备在展览的中心放一些文献性的学生组织材料，我觉得很好。结果，后来当我看到这部分时，突然感到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震动。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已经做了技术化的处理，也把真实的姓名隐去了。但是每个人说话的声音是真实的。

在那刚听了两分钟，我就说，文彬这展览意义太大了。因为我听到有一个同学在视频中说：“我退休了。”接着他说，所有以前在学生会主席那个位置上时，周围人对他的热情友好，几乎一下子就沉寂了，他有突然从一个平坦的康庄大道上跳进深谷的这种感觉。但是他用的一个关键词语是“退休”，我当时大吃一惊，后来我就问，他年纪轻轻，为什么说退休？文彬说：“学生会换届以后不干了，学生干部就说”我退休了”。”我就觉得这个说法问题太大了。

我接着往下看，还有人说，学生会的干部在被表彰的时候，各自都有各自的粉丝团拥趸。如果台上提到张三，说他工作做得不错，他的粉丝团们就会在下面高喊，张三牛逼。

然后我在视频里又听到，学生们之间的称谓已经不是张三李四的姓名，而是哥啊，姐啊，妹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文彬，我说这是你们学校真实的情况吗，他说差不多吧。

但艺术院校没那么严重。比如说，我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和其他几所美院的客座教授，我在这些学校没有感受到这种氛围。后来文彬说，艺术院校可能是例外，因为艺术院校的氛围和语境有点不一样。确实，艺术院校的学生更为散漫，而且教师的心思不全在这上面。虽然一些教师现在也想当官走仕途，但毕竟是少数，这在全中国都是一样的。

杨文彬，“歌手大赛”，《大学社会》

中国传媒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北京广播学院，甚至我高考的时候都想去考。当时我觉得没有“大学社会”里表现的那种学生状态。后来我还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但我们那个时候既无办公桌，也没有一个学生会自己的空间。只是我负担很多课外活动组织，同学们就说，选你做学生会副主席，就是图你能给同学们服务。

那时我和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80年代的学生都是求知欲特别强的，尤其那个时候，文学是最显学的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实际上只是不断地找社会上的著名作家来到学校，讲他们的创作，讲他们对社会的看法，这样能够给同学们一个巨大的视野开拓。其实我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还办过几个展览，学校的社团也归我管，学生成立文学社，摄影社，我们无非是促进这些社团的形成，也没什么管理之类的事。那时候非常单纯。

杨文彬，“确认身份”，《大学社会》

但是随着学校的扩招，现在的学校真的成了一个大买卖，也就是一个大产业。而这个产业大了，就涉及一系列的权力问题。这种权力问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学校完全是彻头彻尾的体制化领导。按我们原有的认知，一些世俗的权力话语应该是教师和在校的行政干部之间的事。但我突然觉得这个东西跨界了。跨到哪了呢？跨到了学生和他们相应的学习体制的话语系统中来。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们知道，从语言符号学角度上来说，决定我们社会最终价值定位的是语言，语言是根本性所在。从我们古代中国的私塾，一直到后来西方兴起的现代教育，它有一套关于学习的知识系统的语言体系。但是当我听到这些同学在视频中所讲的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另一个系统的话语概念，强烈地切入到了我们曾经认为非常神圣的话语殿堂里。比如“退休”，这是一个当下官僚体系语境下的意指。当然在大众层面，也说退休，指的就是说我60岁到了。但实际上任何语言都有其语境的意指。我想这个同学他说的时候，他不是在一般普通大众的话语体系的语境中，他实际上说的是来自于一个官僚体系的话语。

再比如说“牛逼”，它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大众的、日常的、可以说是“俗”的日常言语。我们管它叫言语，因为基本它的意指不是特别强烈的，一般叫言语。当然这个言语是非常随意的，也是非常不规范的。

杨文彬，“想象身份系列”，《大学社会》

而我们的学校教育，恰恰是要让学生从认知方面先建立起一种学术性的话语体系。这种学术性指的是话语概念的清晰表达，要有准确性、逻辑性，以便能使你的语言串联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能够推动你学习的话语机制。结果，没想到现在“牛逼”这种非常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庸俗的话语，在严肃的大学中完全登堂入室，而且堂而皇之进入会议程序。甚至“哥”、“妹”的这种称谓，也充斥在学生生活中。帮会内部才会互称哥姐，大哥、二哥之类的。

中医看病的时候，它先看你的症候。脸青不青，舌苔白不白，这叫症候。由症候来表达你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学里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严肃警惕的症候。这个症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它有利于校园思想的尊严吗？它有利于文明的建构吗？

杨文彬的作品一直在延续，最终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让社会去思考、咀嚼的文本，能够给这社会提供警示。

杨文彬，“学院系列-报告厅”，《大学社会》

独立（Independence）这个词汇在西语中自希腊以来特别重要，就是希望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不能苟且地说所谓顺我者昌。父母经常说和老师“搞好关系”，“搞好关系”的背后就是你要跟权力搞好关系。他用的代词指的是老师，可是他忘了老师背后是权力。从小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权力性的话语意识形态中，为了未来，现在我们要艰难地把从幼儿园就开始的这种话语扳过来。这是所有有识之士一个特别沉重、漫长，但也很伟大的事业。如果说咱们这帮人都在放弃，那结果就是“令人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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