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可能“过时”了 但“孙少平们”为何仍然值得怀念

转眼，改革开放已来到第40个年头。如今中国的强盛实力、百姓的幸福生活，得益于改革开放，已是不争的事实。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历程，赞颂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却渐渐遗忘了与它同名的“改革文学”。忆往昔，《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故土》《花园街五号》，乃至《人生》《平凡的世界》，哪一部作品不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呢？可如今，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都对再度捧起改革文学缺乏兴趣。原因无他，改革文学似乎已经“过时”“落伍”了。

《沉重的翅膀》

若以今日的眼光观之，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对读者来说，改革文学最致命的缺陷可能是小说人物、情节的高度类型化、概念化。改革文学将目光集中于县委书记、厂长、经理，这本无可厚非。毕竟，上述群体在改革进程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改革文学中的主角们，在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上的雷同，却多少让读者感到厌倦。他们都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都曾遭遇过逆境。他们无一例外地充满改革的信念勇气。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推动改革，任何困境都无法阻拦这些“开拓者”的伟大事业。乔光朴、李向南、丁猛、傅连山……这些在道德品质方面几乎达到“伟光正”的人物，显然只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疏远，甚至厌倦。

对学者来说，改革文学所秉持的文学理念与之后登场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比起来太过陈旧，简直不值一提。在小说《新星》开篇的“引子”中, 李向南在凌晨参观了古陵县的一座古塔。这座古塔同时也是博物馆。李向南从第一层参观到第五层, 分别是史前人类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青铜器时代、汉唐元明清时代。参观顺序中埋藏着的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时间意识，也就是说，历史必须向前发展。“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由此，作者赋予“改革”以合法性。这也是所有改革文学的叙事基础。

但是，这种线性时间观显然是一种现代性神话。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早已摒弃了简单粗暴的历史进化论。寻根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探寻，先锋文学对现有文学形式的质疑，都在证明一点，即历史是无法被图解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莎士比亚对于人性的洞察，即使在今天仍然令人震撼，这足以证明，人类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如此看来，改革文学确实不讨喜。

然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改革文学，是否真的应该被抛弃在历史的角落？改革文学与改革开放以及今天的生活，是否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或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一边是多年来数十次再版，数以百万计的销量，长期在各类高校阅读书单上霸榜，一边则是学界的“冷遇”，甚至可以说是不屑。《平凡的世界》为何始终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诚如众多学者所分析的，《平凡的世界》在文学性方面存在无法被掩盖的缺陷。比如说，把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用奋斗的主题代替了文学作品本应承载的真实反映时代的任务。与其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文学名著，倒不如说它是一碗高级励志鸡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平凡的世界》为底层青年提供了一种超越阶层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

《平凡的世界》

可是，就此将孙少平的一生盖棺定论，是否全面、公允？历经改革开放40年，回望活跃在改革年代的孙少平，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理解孙少平的“奋斗”，才能解答上述问题。应该看到，孙少平从农村走向城市，不是为了获取名利，而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相似的人生经历，极易让人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但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孙少平从未把市场法则奉为人生信条。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名言“你越没有心肝，就高升得越快”并不适用于孙少平。他拒绝借助恋人田晓霞的“关系”，来实现自己的“成功”。要知道，田晓霞的父亲田福军，可是身居省委副书记的高位。

在高老头的墓穴前埋葬了最后一滴眼泪的拉斯蒂涅，从此走上了不择手段的人生歧路。但孙少平宁可蹲在桥头当个揽工汉，在地下一百米处挖煤，也从没有考虑某种捷径。“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时下，无数野心勃勃的外省青年正在北上广谋求自己的“成功”。而我们要问的是，“孙少平”曾经拥有的纯真理想主义，究竟去了哪里？

在路遥的另一篇名作《人生》中，德顺爷爷以乡村道德守护人的角色，训诫向往城市生活的高加林：“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德顺爷爷、高加林昔日的恋人刘巧珍，都代表着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品质。痛苦得跪倒在地的高加林，因为脱离了土地，而在良心上受到了谴责和批评。

《人生》

在《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一文中，路遥曾经说过：“拜金主义和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路遥的创作未必算得上完美，但他的思考并没有过时。距离《人生》问世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过，但这种“不幸的现象”并未被克服。更不幸的是，德顺爷爷和刘巧珍等淳朴、善良的人物也渐渐从文学作品中消逝了。眼下的文学创作或许更新潮、更现代，可缺乏的是震撼人心的力量。

《乔厂长上任记》

同样，在《乔厂长上任记》里，“历史在变，人也在变”，乔光朴的很多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但所谓人际关系学和“掌握人的思想情感”，乔厂长统统不屑，只是一心干事业、搞改革。在《新星》里，李向南一个上午处理好几件冤案，一趟巡视撤了好几位干部，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古陵多年积累的问题。和时下如鱼得水的倒爷、某些精于算计的官员相比，站在80年代古塔上的“李向南”“乔光朴”们，是否也让我们感到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感动？

改革文学所反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们留下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在怀念孙少平、乔光朴的同时，我们也该追问，他们为何被时光冲刷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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