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用影像为废墟和巨神建档 他在讨论什么

“蚊子馆”是中国台湾地区民间自创的词，指那些由公部门营建的公共设施，有的建到一半烂尾，有的在建成后无人问津，耗资巨大却只能放在一旁“养蚊子”。

这个讽刺性的称呼很早就有，但除了媒体对个别弊案的零星报道，或是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调侃，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蚊子馆，又花费了多少公帑。2010年，台湾艺术家姚瑞中和他的学生们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九年时间里，他们组成的“失落社会档案馆”（Lost Society Document）将搜集到的蚊子馆集结成册，分六辑出版。每一本砖头厚的档案都有着标准的格式：一座公共设施的黑白照、建造年月、营建机构、监管机关、建设成本，以及简明文字交代它的历史。

云林县仑丰公有零售市场。陈星瀚、黄婷筠 摄

这批档案共收录了700多件蚊子馆案例，小到立体停车场、极限运动场、垃圾焚化炉，大到远洋渔港、填海造陆的离岛工业区，成本从数百万到数百亿。2017年，《今周刊》将姚瑞中六册中的蚊子馆名录与另外两个市面上仅有的信源进行交叉比对——一个来自记者调查的100多件，另一个来自民间公共工程促参顾问公司助理研究员黄政勋的统计，共261件。剔除活化成功者，目前仍有超过五百个蚊子馆，总建设费用超过2610亿新台币。

和中国大陆熟悉的“鬼城”类似，这些废墟都与“泡沫”相关，姚瑞中称蚊子馆踏查计划为“海市蜃楼”，人们曾经画下宏伟蓝图，却很少人关注能不能真的实现它。

今年11月开幕的上海双年展中，姚瑞中展出了另一个新作品《巨神连线》。自2016年起，他数次环岛，用一年半时间拍下全台湾三百多尊巨大神像。

“和蚊子馆一样，这些巨大神像是台湾特有的“社会奇观””，在采访中，姚瑞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区别于传统民俗摄影里神像的威严庄重，他的镜头拉得更远，巨神兀自出现在街头巷尾，有的占据闹市区的一处屋顶，有的横亘在一处空旷低密度的城郊。

“我想探究这些社会奇观背后的政治地理学意义。它们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废墟里有什么？谁制造了废墟？

学生时代起，姚瑞中就对废墟有了兴趣。

大学时他曾为知名摄影师阮义忠做暗房助理。拍出《正方形的乡愁》的阮义忠通过纪实摄影关注台湾的风土人文，他对姚很是不解，“你干嘛没事跑去拍这种废墟？”姚在一次采访中回顾这段过往，笑称，“我就好好好，是是是，然后继续拍”。

姚的镜头总喜欢把人剔除，营造一种末世感。这些影像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实体的人，但无论是蚊子馆还是巨神，这些场景里又处处都有人造物。

一些时尚摄影常以废墟为背景板，颓废是一种美学风格。但真正令姚好奇的则是另一些东西，什么制造了废墟？

在“海市蜃楼”计划中，搜寻和拍摄只是前期工作，重头戏更在于田野调查，姚和学生们搜寻文献，还搭配访谈，摸清每一个荒废的公共建筑的来龙去脉。

建成圆环是台北一处十字路口中间的交通环岛，历史悠久。19世纪末日据政府建立，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一些摊贩一度占据了圆环，做起了小生意。并在1930年代自发组成了“台北行商组织圆环夜市”，规定了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这些小商户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性。

1960年代，小贩联合会集资将零散的摊位改造成了铁皮屋，随着经济起飞，圆环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

1960年代，建成圆环由铁皮屋组成，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都市更新处资料图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机动车辆增加，城市道路交叉口的圆环设计不再适用。许多圆环被拆除，但历史悠久的建成圆环被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文化景观。

2002年，前台北市长马英九决定重建圆环，改造此前两次火灾后的颓废状况。他请来李祖原建筑事务所作为设计方，后者的代表作是台北101大厦。

改造后的建成圆环没有了铁皮屋，替代的是一个玻璃幕墙的独栋圆柱体建筑。但它却是一个巨大的设计失败。玻璃帷幕通风差，加剧了日晒。但即便靠空调降温也无法拉回人流，玻璃幕墙成了蚊子馆。

2000年后改造后的建成圆环是一个玻璃幕墙的圆柱体建筑  张若瑀、曾馨怡 摄

姚瑞中曾分析千禧年前后的设计风潮，他称当时的这批甲方和设计师大多是“好学生”，出身中产家庭，受精英教育，再将西方的理论体系照搬回来，却对台湾的庶民文化一无所知。巷弄文化被铲除，代之以大型商场。

还有规划学者将建成圆环的失败归因于更大范围的区域变化，它所在的大同区在整体上面临商业式微。

类似没能考虑到产业变迁的规划失败还有很多，比如高雄的兴达远洋渔港。

1991至1997年，高雄县政府耗资近80亿，分六期建造渔港。但1995年联合国通过了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及跨界鱼类种群保育与管理协定后，公海捕鱼不再自由，这打击了台湾远洋渔业。1997年，远洋渔船已大幅减少，这个耗资巨大的渔港至今仍被嘲笑是一个“空港”，没有一艘远洋渔船入港。

当地政府试图通过鼓励休闲、消费的方式进行活化，比如在渔港旁建设情人码头、海鲜市集，但都收效甚微。

随着蚊子馆名单的陆续公布，以姚瑞中为开端，人们开始梳理蚊子馆的“生产机制”。

有的公共建筑没能挺过建设期即告烂尾，有的则是在一次性的硬体建筑投入后，缺乏常态性的资金进行后期运营管理。台湾称二者为“资本门”和“经常门”。

澎湖县白沙乡的澎湖水族馆斥资6.8亿新台币，一度号称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但这里设备陈旧老化，运营方无力设计新的内容，很快没了吸引力，如今只剩废墟。

为了赢得选票，许多候选人会极力鼓吹他/她将进行的大型建设，给选民“画大饼”。等当选后开始游说，审批部门在层层压力下很容易放水，哪怕这些匆匆上马的项目规划不合理，后续经营乏力。

姚瑞中发现，许多荒废的停车场和游泳馆都来自1990年代政府发起的“一乡镇一停车场”和“一乡镇一泳池”的建造运动。停车场项目砸下了253亿，建造了300多座停车场，提供8.9万个车位，但这些立体停车场出现在低密度的乡镇实在荒谬。

姚瑞中还为泳池算了一笔账，泳池换一次水需要花费20～30万，包括救生员、管理员，成本高昂。加上台湾近年来的少子化，泳池远远供过于求。

艰难的活化

台湾艺术家高俊宏曾制作了一份“蚊子馆江山万里图”，基于陈东升1995年的《金权城市：地方派系、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讨论蚊子馆因何而生，活化又为何举步维艰。

和大陆一样，近些年台湾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与都市更新及文创园区相关的发展条例。但多个地方竞相建设的文创园区却成为蚊子馆的多发地。姚瑞中称，目前台湾的五个文创园区中，除了台北的松山、华山以及高雄的驳二艺术特区运营良好，嘉义的已经沦为蚊子馆，剩下的花莲也只能惨淡经营。

一些地方的政治人物和乡绅会在竞选时向民众开出“支票”，允诺未来将鼓励文创产业，但无论从规划、选址或是入驻商户的选择上都欠缺考虑。等他/她当选后将项目匆匆上马。

高俊宏等学者分析，台湾的公共工程背后存在一套“雨露均沾”的系统，原本为了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园区建设变相成为炒地皮，文创成为一门“好生意”。

目前市面上的“民间参与”基本都是由私人财团承接，负责兴建和运营。地方派系把控的建筑公司通过“假竞标”的方式（即提前内定好建设方，公开招标只是招募陪标者共同出演的一场戏）直接获得建设营运权。而地方派系直接参选进入地方行政系统，本该对开发案进行监管的部门大开绿灯，无论是获得土地使用权的都市更新申请，或是审批地价的委员会都没有执行力，反而在执照申请、审议等方面给予大力配合。

高俊宏认为，地方派系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公共工程这门“好生意”已经可以“关起门”来做了。

纳税人缴纳的公帑“养育”了各类蚊子馆、蚊子园区、无用的文创产业，以及冲突不断的都市更新。

从政策误判、竞选支票与绑桩文化、年末消化财政预算、行政效能不足，再到法制不合时宜、采购机制不健全、指定历史建物或古迹后却无积极作为……这就是姚瑞中等学者们梳理出的“废墟生产流水线”。

“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一本一本地出，进行长期监督。”姚瑞中解释这个长期计划的动因，第一本在2010年面世时引发震动，但很快风头就过去了。“前两年，政府除了接见我们，就没有再理我了。做到第三期，他们才开始把这个当成一回事。”

姚瑞中受邀作为政府顾问，监督蚊子馆的活化。政府要求行政单位自我检举辖区内的闲置空间，但收效甚微。自我检举改成了互相奖励或第三方检举。如果辖区内有太多蚊子馆，该部门会被扣分，“损失”将体现在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里。

卓有成效的活化总是很少，许多蚊子馆都经历了“活化-失败-再活化-再蚊子馆化”。逃避检查的方式却能“推陈出新”。

有的商业街换了个名字，改为“文创中心”，请人在外墙上涂鸦，再组织一次热闹的剪彩仪式，很快继续养蚊子。姚瑞中还发现，有人在废弃的停车场里放两张椅子，雇一个保安，拍好照片就能应付检查。

信息化时代，但总有许多Google不到

“人们对全球化的消费文化越来越熟悉，却对隐藏在身边的“线下”的东西熟视无睹。”

随着公关体系的商业化运作愈加成熟，关于这些大型建设的报道大多来自项目前期，宣传方既来自开发商，也来自设计师，从文案、效果图，到竣工后邀请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精美图片。人们能从各类设计网站上获得这些新项目的信息，但故事的后半段大多消隐。

姚瑞中和学生们的方式就是地毯式搜索。“许多学生利用假期回家，家长开车出门一起搜寻，有的需要向当地人四处打听。”

姚瑞中和学生在找寻云林县一个填海造陆的工业区时破费了一番功夫。

姚瑞中

“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岛，仿佛在寻找英国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中，飘忽不定，住着大量空想家的荒谬的飞行岛。”

他们询问了几位台西沿海的渔场主人，大家只知自己所在的区域已经停止开发。

面积庞大的云林县离岛式基础工业区于1990年开始规划，第二年获准开发。原来规划了麦寮、台西、四湖、新兴四个区域，总面积达一万七千两百余公顷。预计引进石化、炼油、炼钢、电力及相关中下游产业。但后续报道显示，目前只有麦寮六轻区2233公顷已经开发使用，其他三区陆续取消、停摆。

2004年国光石化科技公司与台塑钢铁公司两家大企业，表示有意愿进驻新兴区和台西区，并先后向经济部工业局提出千亿元以上的开发计划。……但在一连串纸上作业，以及环保团体的对抗之后，两家公司分别转移到了越南、彰化县大城乡。填海造陆进行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此停摆。

新兴工业区原计划填海面积991公顷，目前造地283公顷，在耗资100亿元后停止填土。

在云林县，姚瑞中和学生们总算找到了一座陆桥，谷歌地图显示，它通向的是一座长方形的岛屿，但岛上没有建筑物，也没有道路，只有稀疏的荒草和黄土。路桥已经封闭，由铁皮屋与铁栅门挡住，有保安看守。

花费百亿元兴建的云林离岛式基础工业区新兴区  姚瑞中 摄

巨神连线

在11月开幕的上海双年展上，姚瑞中带来了一个新的项目。与“海市蜃楼”系列相仿，同样是黑白摄影，同样是大规模的地毯式搜索，拍摄对象则是巨大神像。它们出现在街角、山头、密集市区的屋顶，或是横亘在一片空地上，它们是台湾特有的“社会奇景”。

台中市北区重生堂，巨神出现在闹市区，这是台湾社会特有的奇特景象。姚瑞中 摄

台东县台东市济化殿  姚瑞中 摄

嘉义县太保市水牛厝慧明社醒善堂五圣恩主，当镜头拉远，神像置身于拥有夜总会等世俗场所的庶民社会中，姚想呈现这样的复杂语境。姚瑞中 摄

新竹县新丰乡普元佛道院，神像与巨大的恐龙像遥相呼应。姚瑞中 摄

采访中，姚瑞中解释起传统宗教摄影的一整套标准“教义”：为了表示尊敬，摄影师和神像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构图一定要水平垂直“抓得很准”，神像占据画面绝对的中央，往往需要动用到脚架，色彩饱和，修图精细。而拍摄宗教祭祀、巡游又极具戏剧感。

全台湾的庙宇多达一万两千间，比7-11便利店还多。“但台湾的公庙文化真的如此吗？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是什么？除了民俗之外，这些巨大的神像为何出现，与地区政治有何关联？”

姚称，这一连串的设问都关注这些奇景背后的政治地理学背景。它们无处不在，却似乎距离主流话语相对遥远。台湾的民间信仰发达，因信徒众多，它们有不透明的巨额账目，又与地方选票紧密关联。

“这是台湾社会另一条暗线，敛财、利益交换、赌徒心态，这里是地方权力角力的战场。”姚还谈及，近些年台湾电影中都有涉及到这条暗线，无论是《大佛普拉斯》中的雕塑工厂，还是《血观音》里借由开发文创园区官商勾连炒地皮。

“因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台湾的民间信仰历来丰富多样，直至今日也没有式微，相反每年都有热闹的巡游。”但相比热闹的民俗活动，姚之前还没有人系统性地梳理过这些巨像的名录、由来。

“甚至从塑形造像工艺里也能看出一些政治地理学的因素，比如台湾很多神像大多线条圆润，甚至憨态，不似人们想象中神佛的庄重威严。”

比如彰化县和美镇金圣宫的一座哪吒像，当地人觉得阳光太盛，在塑像时为哪吒戴上了一副墨镜。而新北市石门区一座十八王公庙，街角处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铜狗。它来自清末的一次海难，十七名渔民在出海时罹难，事故中身亡的还有一条忠犬，人们将它也位列十八王公，为其塑像。

彰化县和美镇金圣宫，当地人觉得阳光太盛，在塑像时给哪吒戴上了墨镜。姚瑞中 摄

新北市石门区乾华十八王公庙，十八王公来源于清末的一次海难，十七位渔民在出海时罹难，同时还有一头忠犬，人们将狗也位列十八王公。姚瑞中 摄

找寻故事的田野调查和蚊子馆相仿，但大多数信息无法通过线上渠道获得。他需要从石碑、地方志里获取信息，也需要向庙公做访谈。

姚瑞中称，通过这些巨神可以梳理出台湾的民俗历史。目前他已经拍摄了三百多尊巨像，图片档案已先行付梓，研究和文字性的梳理还在继续。

相比蚊子馆，这些神像涉及更长远的历史脉络，有的与日据时代的殖民统治有关。1960年代台湾才有了第一尊巨大神像，80年代的造像热又与经济起飞相关。就连塑形造像工艺也受到全球化分工的影响，近些年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和少子化，台湾本地的雕刻工艺逐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佛像由福建沿海的雕刻工厂承接。

这一次，镜头里的神像大多采用远景，同样没有人，但周遭的庶民生活和神像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下。

（文中图片均由姚瑞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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