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

□蒋永清

1979年1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带话给陈立夫。陈立夫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他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这天，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80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也是在9月9日这一天的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说的是真话。你可以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这些带话，开启了两岸沟通的新阶段。

对台工作受中美关系大局的深刻影响。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股企图保持对台湾控制的势力。1979年4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明目张胆地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里根上任后，是否向台湾地区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1981年6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自此，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谈判。

为了适应新形势，排除干扰，邓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统、具体地公开阐释对台政策。1981年9月30日，在建国32周年国庆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后称“叶九条”。这些内容是把邓小平此前在内部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也配合了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九条建议是条件极其豁达的和平姿态”。

“叶九条”继承《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强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如：1.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对统一后台湾的地位问题作了明确定位。“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3.明确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在统一后职务要作妥善安排。“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叶九条”的发表，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摘自《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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