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君子是书院文化的基因与基石

在第五届中国书院学会年会暨尼山圣源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龙川书院院长周正亮，作了《书院的民间位置和我们的追求》主题演讲。周正亮认为，隐士君子，智慧与胸襟博大精深，他们延续着中国传统、发展，给予全新的生命力量。应该说，当代复兴古代的书院，是又一批新时代隐士君子，既有高等学府人士，亦有新时代新阶层社会人士中的人士，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早期隐士君子的产生

中国父系氏族时代之尧时代，应该说是中国隐士君子最早出现的时期。代表人物是巢父、许由、王倪、善卷等。据皇甫谧《高士传》，尧帝想把治理的权力传给许由，许由不但不承接，而且认为尧帝的话弄脏了他的耳朵，他便速去颖水边上去洗。巢父在许由洗耳朵的时候，正赶牛到颖水边来饮水，见到许由便问何事之状？许由说出了缘由，谁知巢父听了许由的话却很生气地说：“你在河里这么一洗，不就把整个河水弄脏了吗？那让我的牛怎么喝？”无奈便只好牵着牛绕到上游去饮水了。这是最早的隐士之人的政治之观。人性之品及社会现象，也是君子风格。许由和巢父之观，是一种原始出世的哲学，太理想主义的，无实用而且是消极的。这是入世之人与出世之人的观点。从出世之人观点即哲学观点看，入世的观点太现实主义了，太肤浅了，但它也是积极的，就像走错了路的人，跑得越快，越错得很。许由和巢父的人生处世理念，重人生气节和人品。“优游世外，隐居不仕”，这是最早期的隐士君子的处事情怀和人生观。

商朝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君子，分别是姜太公、伯夷，叔齐。姜太公怀才不遇，七十岁了还在渭水流足避世隐居。当年有一位要人要出门打猎的，后成为周文王的西伯姬昌，临行前进行了占卜。巫师道，此行之猎所获非龙又非虎，将是一位王者之师，将遇奇才奇人。西伯姬昌，果然在渭水遇到姜太公，嗣后他辅佐周武王推翻了商朝。

伯夷、叔齐分别是孤竹国君的长子、次子。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孤竹国老国君死前，立遗命传位叔齐。老国君死后，叔齐不从，让位于大哥伯夷，伯夷也不受，二人遂一起离开孤竹国，投奔了西伯姬昌。然此时西伯姬昌已死，周武王正载着其父西伯的灵位，出兵东下征讨殷周，伯夷认为这种做法是个不仁义之举，为此上前拦马阻止。然而周武王听不下去，最终还是灭掉了殷纣。伯夷与叔齐弟兄二人赌气地隐于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最后二人竟自己饿死了，时人敬之。孔子知道此事后对此深表赞扬，司马迁在《史记》“列传”中专门列为第一篇。

伯夷与叔齐的思想，是一种超人的理性思维，是一种隐士君子的人格，它包含着思考终极真理问题的价值及先贤仁义趋利虚荣厚道的意识，更是中国早期朴实的高贤思想、君子人格思想。君子人格思想以及隐士君子人格思想，生成出一种哲学思想，是中华智慧的独特魅力。

伯夷与叔齐的推官为民思想，并非避世不为。按照时况常礼，在孤竹国君甍后，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让位叔齐。而叔齐说，我若继承王位，即破坏礼制，又于兄弟不恭。由此二人分别逃离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巧遇在赶往西岐的考察途中，无奈国人立中子继承了王位。

隐士君子与社会文明进步

隐士之人有一定的思想信念，以及特殊气节。如东汉时的韩康，出身豪门，不愿入仕为官，经常游于名山采药并卖药于长安，言不二价三十年。后来，他的名字竟使民众都知道了，他认为自己是隐士，与名不符，于是丢掉卖药采药之行当，从此隐入深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真正隐世逃名。这是一种奇特现象，这是一种诚信于隐，求不显山露水。

古代清明节的前一天是称之为寒食节。关于寒食节，相传是为了纪念晋文公烧山求贤而死的介子推。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后来重耳归国即位，即晋文公。他分封群臣时忘记了介子推，而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早已携老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得知后，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在深山里也不愿露面。无奈，晋文公令手下放火烧山，想以此逼介子推出来，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介子推的悲壮令晋文公痛心，为了纪念他，他下令将绵山更名为“介山”，介子推被烧死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唐代诗人卢象《寒食》诗：“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关于寒食节起源于介子推的故事及其传说很多。

介子推的故事让人深思，也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介子推虽为晋文公做过贡献，共渡了难关，但在晋文公即位后，却悄然隐退，与母亲隐居山野。他是有功之臣，却不居功自傲，逢场炫耀，思想境界如此之高。足见中国先秦时期文化与文明已深深浸染当时的隐士。

历史上中国隐士、君子之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士高知，智出众，慕高贤，不乐仕，弃官吏”。因世道混乱，政治黑暗，他们的政见、生活的理念、社会理想等不能得到实现，以致归隐乡野深山。如东汉初期的梁鸿与妻子孟光，一同隐居霸陵山中。由于他见当时贵族阶级居处华丽，生活奢靡，曾作诗感慨。汉景帝听后非常不悦，便派人捉他，梁鸿无奈与妻孟光逃至山中，隐于世。世有昏君，也有明君，五百年后，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里写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序中对梁鸿的遭遇给予了极大的感慨。

退出官吏之场、是非之地，求静思过成隐士。白居易、王维之人生经历，初立志为朝廷，除害兴邦功于世，意气风发。“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不畏权豪怒，一任亲朋讥”。但是他们都是从官场出来的，是有矛盾心理的，既要保俸禄，锦衣玉食，又要闲居成隐士，是一种非即纯的世之隐士君子。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也有人民情怀。

白居易与王维性格不一样，最终成为老好人，什么意见都不提，御仕入园，饮酒作诗，称于隐士。王维参禅入教，求平淡于平衡。求淡泊，弃荣利，崇山水，散荡怡性。如晋之陶渊明，不满现实，不畏官场，弃官追求逍遥散荡生活，崇尚美好自然。在陶渊明《归田园居》诗句中，足见陶渊明心境，不违背自己的心志，不降低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生性淡泊，不慕荣利”典型隐士。

圣明之时也有隐士，君子逃避名利的人也大有人在。如前面讲到的尧舜时期许由、巢夫，以及东汉时期的隐士韩康。

功名之志立于身，但这类人是出世机遇讲究机缘，待价而沽。如周朝的姜太公便是其中代表。三国时期诸葛亮，隐居在襄阳西面的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人们对他不甚了解。刘备败于曹操，在荆州新野任县令，经人介绍，刘备便携同关羽，张飞前去请师。三顾诸葛庐，请诸葛亮出山。为此，他一生服务于刘备、刘禅，终生为其效力。明代刘基，字伯温，元末进士，初为县丞。天下大乱后，辞官归隐。朱元璋攻打到括苍山，便请人邀其出山，刘伯温向朱元璋进计十八策，匡扶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历史隐士君子高人，不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是推进社会文化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推手，形成社会良好的文化与文明氛围，是催生中国教育及中国书院厚重积淀的文化基因，是重要的文化基石。

书院是隐士君子精神世界的寄托

早期的中国教育形式是私塾学堂，孔子也曾经办过私塾，后又转化为书院形制。书院，相当于今天的官办大学和私立大学。最早出现的书院是在唐贞观九年，起初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唐开元六年由朝廷设立的“丽正修书院“和开元十三年设立的集贤殿书院。是从事整理书籍和校勘之功能。

宋代，理学家、哲学家周敦颐在江西庐山创办濂溪书堂，理学家程颖和程颐均出于门下。宋代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以及白鹿洞书院。又一说法为嵩阳书院，而无石鼓书院。但是从宋代书院发展状况来看，书院的建立，对该地区的文化与文明、政治与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苏东坡和理学鼻祖周敦颐、范仲淹等，以及朱熹等人士，在书院会聚、交流、讲学、研讨。元朝，许多宋遗老名儒，不愿做官，隐居山林办书院，读书、讲学、治学、研讨。元朝廷成立“太极书院”，并对书院创办进行统一管理。

明代隐士君子以及高人志士贤人，以王守仁、湛若水等为代表，借书院发展宣传学术思想，即政治与学术思想的主张，兴起思想解放运动。在无锡东林书院产生的“东林学案”，就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以东林书院为阵地，“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议国事，关心国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当时隐士君子的心声，家国情怀之情愫。

风流与儒雅是隐士君子之师，千古书院的形成与发展，与隐士君子之风流儒雅密不可分，隐士君子成就书院的形成，而书院也造就一批又一批隐士君子。他们于书院深沉而又凝重思考着世之命运，兴盛延续着中国文化。隐士君子仁人志士，不仅在汉人中流传，而且在少数民族中产生着巨大影响。在出土的西夏铜镜图案中，发现有汉代高士许由、巢夫图像，可见已为西夏当代人所接受，非常有历史性的意义。

书院教育、书院文化及其学术研究，赖以隐士君子、仁人志士的文化与学识，他们使书院的历史深沉而厚重积淀，是书院文化的基因与基石。

隐士与君子、仁人与志士大多不掌权，亦无财富，但他们为中国文化与文明和书院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①赵星灿摄影②黄家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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