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耄耋之年只为中国“芯”

倪光南 79岁，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事计算机及其应用领域研究与开发，曾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计算机研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工程院院士。

1799条微信未读信息、以小时为单位划分的行程表、从北京辐射出去的纷乱如麻的飞行航线图，79岁的倪光南太忙了。

10月26日，在北京持续发出大风蓝色预警的第二天中午，他走出五道口一处小区的出租房。这个被网友称为“宇宙中心”的地方，位于中国“硅谷”——中关村核心区，方圆2公里内高校、互联网企业云集。因为单位分的房子没有电梯，倪光南在这里租了一间房。

他用手机解锁路边一辆共享单车，在四五级的北风中骑行5分钟，来到银谷大厦。为了这次采访，他临时借用了位于大厦8层中科红旗公司的会议室。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10分钟，瘦削的倪光南快步走进公司。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和别人见面提前十分钟到达，不会迟到，也不至于太早。

“风太大咯。”他用手掌把头发归拢到两边，银白色的短发重新变得服帖。在镜头捕捉到他时，他希望自己是一丝不苟的。

最近20年，他几乎只做一件事：推动网信核心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以国产芯片替代英特尔芯片；以国产操作系统替代垄断市场的Windows、iOS、Android等系统。

“缺芯”之痛

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兴公司一纸长达7年的制裁令，让这家依赖从美国进口芯片的老牌中国通讯企业，陷入瘫痪。

“禁止美国元器件供应商向中兴通讯出口元器件、软件、设备等技术产品”，这份即时生效的禁售令，彻底扼住了中兴通讯的命门。

中国何时才能有自己的芯片？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人们对“中国芯”的渴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每当这个时候，人们也总会想起那位多年持续呼吁自主研发国产芯片的院士倪光南。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而且不要指望能买到核心技术。”近十年来，无论公开演讲，抑或接受媒体采访，这样的陈词，几乎伴随倪光南的每次公开亮相。

在“中兴事件”甚嚣尘上的那些天，这句话成了颇有远见的预言，人们迫切希望预言家倪光南能再次亲口说出这句话，想要采访的媒体几乎把他的手机打爆。

在倪光南看来，“中兴事件”的发生，的确早已埋下伏笔，“我们历来不主张把宝押在人家的新技术上，有些人质疑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中兴事件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倪光南没有一丝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之明，因为中国的“缺芯”之痛，他感同身受。

攻“芯”失败

计算机的发展依赖芯片，芯片则依赖集成电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成电路产业革命席卷全球，中国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并未参与其中。这段空白带来的差距，让中国在日后几十年间苦苦追赶。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计算机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曾奋起直追，但始终被悲观气氛笼罩。

希望曾经点燃。2001年，“方舟1号”面世，被媒体称为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在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记忆中，这背后少不了倪光南的支持。他无偿帮方舟科技找钱、找政府、找需要的一切资源。

但希望又很快熄灭。“方舟1号”推向市场后，因为没有配套软件可用等各种原因，最终溃败如山。

几乎同时，“汉芯”事件爆发，那是中国芯片攻关史上的伤疤。国家花费上亿元科研经费研发出来的自主芯片，在掀起短暂的举国振奋后，很快被证明为一场骗局：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陈进从国外购进一批摩托罗拉芯片，让农民工用砂纸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罗拉商标打磨掉，冒充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汉芯一号”。这样的拙劣伎俩，甚至骗过了技术鉴定组的专家。直至企业内部员工匿名举报，这起科研造假事件才东窗事发。

公众对国产芯片的信任度迅速降至谷底，倪光南亦声誉受损，甚至被贴上“失败者”标签。

梁宁把这些过往写进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有人在文章下面留言：“看到热泪盈眶，唯有希望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中国能有生存的土壤。”

“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对这个称呼，倪光南并不反感，“成功需要很长过程，急功近利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另外，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不一定在乎自己有什么成果，要有这个心胸，超脱一些，不要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

倪光南苦苦追寻的，不只有“中国芯”，还有国产操作系统。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用上自己发展出来的终端操作系统，或者说，能打破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使中国自己的终端操作系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这样的“执念”，屡屡将他抛进舆论漩涡，甚至招来嘲讽。最近一次，是半年前。他出席红旗软件新品发布会时说，目前正是用国产操作系统全面替代微软Windows系统的重要契机。

这样的表态被人解读为给企业站台，质疑纷至沓来：既然能买到现成的，为什么还要自己研发？

倪光南不是第一次因此遭受指摘。他并不在意，“如果他们懂得多一点，知道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做什么，就不会这样想了。”

追光者

通往光明的道路总是艰难，但光明总在前方。

国家层面对科技自主可控重要性的一再表态、科研资金的源源注入、接踵而来的国家扶持政策，倪光南相信，这是中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迈向自主研发、安全可控的转折点。

这种转变肉眼可见。过去，一些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急功近利和短视让他感到痛心，什么来钱快，就去做什么，宁愿去做房地产，不做芯片研发。最近十年里，他欣喜地看到许多本不做核心技术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芯片研发领域跃跃欲试。

北斗导航系统的成功也让他倍感鼓舞。他相信，比芯片研发难得多的“北斗”都有了，“中国芯”也就不远了。

“中兴事件”后，唱衰“中国芯”的论调一度成为主流声音，这让温和谦逊的倪光南愤愤不平，“很多人说中国芯片不行，其实是误解。”

他认为，就芯片设计能力来说，中国仅次于美国，而且差距不大。中国的短板是芯片制造。但他相信，随着国家层面的大力投入，会有越来越多科研力量投身其中，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互联网应用发展神速，而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将对互联网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量，中国在新一轮信息革命中，有可能更快地发展起来。

与时间为伍的这些年，时间也教会了他很多。他意识到，发展技术的同时要敬畏市场，“再好的技术，不努力进入市场，也没用。这一切需要生态的支持，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才能在市场上站住。”

这个“生态”是良性循环：有人用，用的过程中改进，改进后有更多人用，然后更多人做应用支持促使它改进。

他力主，政府要做第一个用的人，国产操作系统要首先走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办公桌。最新的一项进展是，国内某个大型航天集团几万台电脑，实现了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的替代，尽管这耗费了倪光南四五年的时间去推进、运作。

“帮不上别人了，就停下来”

作为联想集团曾经的总工程师，在离开联想30年后，倪光南至今保留着两块长方形的电路板，是先后生产于1990年、1992年的联想“汉卡”。

1984年底，倪光南就职的中科院计算所为转化科技成果，创办了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前身），他出任总工程师。进入公司一年后，他成功研发联想“汉卡”。它的出现，让只能识别拉丁文字的计算机实现汉化，微型计算机开始迅速走进中国的普通家庭和企业。

但他并不打算沉湎在过去的功勋册里。

他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和风起云涌的中国互联网保持同频跳动。

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革命扑面而来。他担心自己被丢下，每天要浏览大量互联网前沿信息。

不过，这并不是他最忧心的事。

耄耋之年的倪光南，仍日夜兼程，为发展自主创新、安全可控的网络核心技术奔走呼号，早已离开科研一线的他，支持年轻的科技人员去攻关、去突破。

他常常被紧迫感包裹。

“在一些方面，我们和国外还有不少差距。”他语速急切地丢出一组数据：去年，中国芯片进口超过2000多亿美元。目前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在同类企业中约排名世界第五位，只有不到20%的制造装备能够自给，其他80％的装备都靠国外进口，芯片制造所用的原材料也有很多依赖进口。

眼下，他的行程表被研讨会、公开演讲、媒体采访和内部评审会塞满，几无缝隙。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秘书长曹冬帮倪光南规划行程时，习惯留有富余，但也时常被突发状况打得措手不及。

就在今年10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在徐州结束一场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研讨会的倪光南，因为临时增加了行程，要紧急赶回北京，参加一次政府部门的内部评审会。坐票早已卖光，曹冬帮他买了站票，挤上高铁，在餐车坐了3个小时。

倪光南几乎从不休假。只有一个例外，是每年圣诞节，因为子女回国探望，他会推掉所有工作，短暂休息几天。除此之外的300多个日夜他要自己度过，包括春节。但他太忙了，连孤独的时间都没有。

当被问及新一年对自己的期待，倪光南的愿望朴素：身体健康，这样就能继续工作了。

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当发现自己帮不上别人忙的时候。”短暂的沉默后，他说。

■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倪光南：过去一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兴事件让我们看到，有些你认为不会发生的事发生了。过去一年更加明确感到，关键核心技术除了自己努力以外没有捷径。我们历来不主张把宝押在人家的新技术上，中兴事件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倪光南：就一句话，要健康，才能够继续工作。到我这个年纪慢慢就悟出没健康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不会开车，就有机会多走路，对我们这种没有规律锻炼的人是好的。还有虽然宴会多，但要注意不要吃多，其实很普通，但要做到也不太容易。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倪光南：我觉得中国应该非常有希望，现在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要抓住机遇，中国坚持自主创新，要不了太长，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总而言之，一个现代化强国。

采写/新京报记者许雯

摄影/朱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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