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被风吹袖 山花亦不知 ——沈周的《岸波图》卷

沈周 岸波图 30.1×160.9cm 苏州博物馆藏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列“吴门四家”之首,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他少时多作盈尺小景,四十以后始拓为大幅。中年时期,他的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有力又显露秀柔。到了晚年,他的笔墨变得粗简豪放、气韵雄逸,看似随意但意韵深远。沈周不断对宋、元先贤的作品进行摹写,并在借鉴前人体式与素材的基础上,始终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技巧和风格。

沈周出身平凡,一生未走仕途,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浮沉。平顺的生活也使他形成了恬淡的性情。他的祖父、父亲皆以高隐为乐,绝意仕途,工诗善画。从家庭环境来看,沈周拥有一个良好的绘画氛围。他没有像其他文人画家一样重视萧然的物外之思,而是观照身边的寻常景物,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将创作重点着眼于人间温情。除去仿作外,他多绘清净平和之境,而非烟云缥缈之态。在构图上,他多以平淡天然的平远视角取代深邃幽秘的高远、深远视角。在表现物象上,他几乎不绘宫室、楼阁,笔下的林中书斋、泉边草堂、溪上小桥、田间耕牛、庭中鸦雀等皆为现实之物。他多以具体生活中的际遇作为选取作品景致的依据,如游记、送别、雅集、耕作等。当代学者朱良志评价沈周:“将绘画变成实在情景的记录——不是记录具体生活经验,而是写当下生命体验,这是沈周对中国画的重要贡献。”明代中期,社会安定富足。彼时,文人士大夫云集的江浙吴地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此时的一批画家大都出身世家,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系统教育,闲逸而知性,性情中浸润着时代所赋予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而吴门画派稳健平和的基调自沈周开始奠定。

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沈周《岸波图》卷,纵30.1厘米、横160.9厘米。作品表现了波委云集的水岸边,一逸士独坐草堂,望向密林、山川的情景。在画面的左半部分,出现了沈周喜好的流畅粗笔。他以抖动的长线勾勒出波澜起伏的曲折水面,使山石在水中若隐若现,寥寥数笔便展现出十足的动感,令画面显得质朴大气。他以浓墨点缀坡石上的苔痕,呈现出自然的生机。蜿蜒的水岸将画面引向右半部分的竹林和高树。画家以浓淡渐次的墨色渲染出不同树木交融生长的层次感,由远及近地表现出层层密密、影影绰绰的效果。几簇红叶鲜艳绚丽,一排草堂掩映其间,屋顶整齐的瓦片和黄色的茅草透露出山间的野趣。此部分是整幅作品颜色表现的焦点,也是点睛之笔,将观者的视线于自然的游荡中吸引到了敞开的草堂前。长须飘飘的逸士合手静坐,穿着布衣长衫,神情十分平和。在可见的几间屋内,除案几和书卷外别无多余的杂物。从逸士旁边的窗子中,可见放置于桌上的花瓶、香炉等小摆件,彰显出生活的气息。作品表现的虽为寻常景致,但意蕴深邃,极具感染力。画面一边是具有开阖变化的潺潺流水,那山石、水草在水波中浮浮沉沉,如同是对纷扰世事的隐喻。而岸上的观者闲坐草堂,显得神情自若,仿佛超越了寻常的迷思,淡去了历史的“扰扰纷纷纵复横”(沈周《落花诗》),于静中听造化,如同云雾生于屋中,山川集于案上,任萍踪靡定,只留心与天游。在此处,沈周以细笔在画面固有的质朴大气中增加了几分可供回味的精微美妙之感。人在景中,颇有一种任花开花落、水波流转,我自孑然静坐,物我两不争的境界。此画将沈周无内无外、物我相合的自得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沈周的作品没有宏大的历史场景,没有华丽的描绘手法,没有深奥的绘画语言,与追求极致、典雅、沉厚的美学传统相异。明代文学家李开先评价沈周:“沈石田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别无所有。”文徵明在《莆田集》之《沈先生行状》中也评价沈周:“然其缘情随事,因物赋形,开阖变化,纵横百出。”在沈周的大量诗画作品中,体现得更多的是对具体生活的描绘。他并未追求物象的形似,而是展现自己从具体生活中所获得的生命体验,使作品具有境由心生、内观自我的艺术特质。这种艺术特质是一种对当下的体悟、一种诗意的现实,传递出他对“心与物游”思想的诠释以及“平和之道”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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