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农村老人谈死亡时 谈些什么

10月底举办的2018“柳叶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会议”上，台湾阳明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副教授范佩贞阐述了其最新研究结果。她的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65至8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是一般人群的2.75至7.08倍。其中，农村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在农村，每10万65岁以上老人中有21.99人自杀，对85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数字上升到每10万65.60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年轻一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使许多老人留守农村，缺乏资源来应对临终关怀和死亡压力。这些农村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财政和社会资源较少，无法享受临终关怀服务，在购买人寿保险、签署遗嘱、寻找护理设施以及选定埋葬地点等方面，均存在缺失或困难。

中国农村老人如何谈论死亡并通过作临终的准备来理解生命？

带着这个问题，2016年，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施瓦克（Gertina Schalkwyk）和她的学生在中国南方一村落开展研究，走访了14位47至85岁的中国农村老人。受访者均已有孙辈，因为根据农村传统，这是步入老年的标志。

施瓦克团队发现，虽然中国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为死亡做的准备存在着某些不同，但是通过死亡准备获得生活、临终和来世的平静感以及平衡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利益，却是不变的共同点。

死亡如草枯

“每个人都有那一天……这就是命。人的命，天注定。”

“当那一刻到来时，顺其自然就好了。老天什么时候要我，我就什么时候去。”

“死亡来临时就像睡着了一样，我什么都不能做。”

受访的老人认为死亡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人死后可能会上天堂，也可能会下地狱。对他们而言，天堂是每个人都希望到达的最终目的地，但决定权并不在自己手里。在很多情形中，自然死亡意味着一生的完美终结，因此更容易获得后世子孙的崇敬。

相比之下，意外身故、手术失败或自杀等非正常死亡会给人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让人死后成为地狱中的流浪鬼。71岁的高老伯特别提到：“一个人没到该死的时候就去喝药自杀，那么他将找不到通往地狱的路……地狱都不会要他。”

有人会认为谈论死亡和准备身后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禁忌，但施瓦克团队发现，这些都是农村老人比较常见的行为。对他们而言，谈论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为死亡做准备的行动既是个人的需要也符合农村社区的期待。这与此前中国城市人口研究报告中的结果相一致。

59岁的欧女士平静地描述了她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期间的自杀企图、父母的死亡和葬礼过程，以及28岁那年她在医院濒死的经历。最近，她为死亡做的准备则是给她自己和丈夫分别打了棺材。

老人还会用“草”的生命周期来比喻人的生老病死：正如草的季节性生长和枯萎，人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也有必须做的事，比如结婚、生子，然后像冬天的草一样干枯老去。这样的死亡叙述往往与农村环境有关，以草作比喻的表达方式相对于一生在农田工作的老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期待好死 无子不得善终

“人活着是为了啥？无非是为了生而有后，就像草留下根一样。”80岁的白老伯告诉施瓦克团队。这是农村老人的一种普遍信念，即便是那些得不到孩子赡养的老人也如是认为。育有子女，特别是有儿子和孙子，对一个人而言人生才完满，这意味着此生好死、来世有福。

一个人若然儿孙缺失，无论是生前还是去世时，都会被其他老人羞辱。对老人们而言，没有儿孙将无法进入生命的轮回投胎转世。高老伯说：“生养后代是中国社会的延续……如果生而无子，延续就会被断掉……祖辈儿人也认为，没有子孙的人是没有资格葬到家族坟墓里的。”71岁的孟老伯也表示：“养个好儿子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像有个好父亲操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对儿子的偏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因此，不难理解一场“完美”的临终仪式需要子女围在床边，特别是父母去世时，长子需要执行第一个礼节。之后，孩子们将父母的遗体入殓，并举办隆重的丧礼仪式，最后将父母埋葬到家族墓地中。

据欧女士解释，乡民最重视的仪式环节式是让某人“抓住将死之人的最后一口气”。也就是说，如果期待好死，在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家中的长子要赶紧抬起父母的身体，然后其他子女为父母更换寿衣。因为在这一时刻，已故之人的身体依然温暖而柔软，适合更衣穿戴。

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如果祖先转世顺利并受人祭拜，他将泽荫后人，使之避祸趋福。因此，老人也会在去世前妥善安排好未竟之事，原谅别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责。

在回忆中，受访老人讲述了过去曾面临的挑战、人际冲突以及子女的不孝行为。不过，许多老人也都表示当时确实也无能为力，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他们希望能了却这些恩怨，以期待好死。

家庭支持是中国农村老人实现好死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中国城市的老人、越南农村居民以及西方的老人，其情形大抵一致。但是在亚洲文化中，长子的精神价值却分外关键，被视为实现老人好死和转世顺利的重要手段。老人去世时需要长子陪护这一理念，一般是年轻人在社区通过和老人的日常互动培养起来的。

然而，近些年来，年轻一代外流加剧，通过日常互动了解父母期望的机会也随之减少，老人想按习俗准备身后事时有些束手无策。

自我牺牲和无助下的报复

虽然对多数老人来说，为死亡做准备对实现好死和顺利转世至关重要，可是施瓦克团队发现，也有老人认为选择如何死亡是牺牲自己以使下一代免于灾祸的一种方式。

以马婆婆为例，当她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她拒绝去医院治疗，因为这样可以为儿子节省不少钱。“我老伴说我应该去医院，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71岁了，就算想要治愈也是不可能的……儿子们回来看我时也经常给我钱，但我不想要。”

76岁的聂婆婆则认为自我牺牲可以避免儿子遭受羞辱：“当死亡来临时，不管多痛苦，我都会忍受。我不会考虑别的方式，因为自杀会给家庭带来很坏的影响。”

相比这些老人的“自我牺牲”，还有些老人选择自己结束生命，以尽量减少贫困生活和不孝子女带来的痛苦。在村子里，成年儿子的家庭有义务照顾年迈的父母，可老人还是觉得会在最后的日子里孤独无助。

68岁的邓老伯表示会考虑自杀，并借此惩罚不孝的儿子和儿媳：“我和老伴儿靠不了孩子了。当我们不能做饭、吃饭或生病快死的时候，我会弄一小瓶杀虫剂随身带着。如果我痛苦或挨饿时没人照看我，我就拧开喝掉，然后躺在床上等着见阎王……村里人肯定会说儿媳对我们不好。我想要这样的社会批评。”

施瓦克团队认为，邓老伯的意图符合此前学者对中国农民自杀动机的四种分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如结束痛苦）；为了他人的利益（如为子女颜面考虑）；进行报复（如惩罚不孝子孙）；以及自身的无助感。

不同于那些为死亡做准备并期待美好来世的城市老人，像邓老伯一样的农村老人愿意放弃理想化的未来而甘愿自杀成为地狱的“流浪鬼”。

“都已经准备好了”

采取行动去准备与死亡有关的物品对受访老人而言是关键的一步。马婆婆说：“棺材应该提前准备好，你看他现在很健康，但谁也说不准哪天就突然没了。到那时再匆匆忙忙地准备棺材，一定会被别人笑话。”

老人没有依赖子女或者社区，而是自己作准备以实现好死。这些准备活动一般在老人身体健康的时候就开始了，以确保举行葬礼时棺材和寿衣等物品齐全。多年前丈夫生病的时候，欧女士就为他备下了棺材。白老伯和老伴办置了两次棺材，因为60岁时的一场大火把棺材给烧毁了。白夫人说：“棺材打好以后，儿子就不用担心这事了……他知道都已经准备好了。”

施瓦克团队观察到，老人们的内心是自豪的，因为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死亡。马婆婆很骄傲地讲述了为自己和丈夫的葬礼做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因为当死亡来临时，“儿女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他们太年轻，不了解这些东西……制作棺材的木头是我自己弄来的，没有花孩子们一分钱。”有些受访者甚至担心，如果自己不去准备，不孝的子女很有可能什么都不做，致使家庭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与死亡有关的物品和象征物由地方文化决定，并取决于逝者是否有人寿保险、签署了遗嘱或选定了埋葬地点。对于农村老人来说，为死亡做的准备就是自己制作棺材和寿衣，让儿孙守在床边，或者决定自杀的手段。

此外，农村老人也会提前处理个人财产。比如，马婆婆让孙子带了一些东西回家，因为“在我看来，把东西留给下一代能让他们记得我。”通过提前分发财物以加强同后代的良性关系，也是为死亡做准备的方式之一。这确保了一个人死后会被后代纪念，同时给后代留下遗产，以期待好死和体面的葬礼。

为死亡做准备的现实诉求需要更多关注

老龄化和死亡心理学专家卡斯登邦（Robert Kastenbaum）在《死亡、社会与人类经验》（Death, Society and Human Experience）一书中提出了死亡系统，死亡相关的交谈以及相关物件的制作均暗含在其中，这一系统在农村老人死亡准备机制中发挥着作用。

作为一种认知机能，谈论死亡和准备身后事可以帮助老人更好地接受死亡。与普遍看法相左，施瓦克团队走访的农村老人大多热切地谈论死亡以及为好死所做的准备，同时也会向子女传达自己的意愿。但那些考虑自杀的老人，往往经受着一些痛苦，包括所谓的不孝子女或者子女生活太远无法得到照顾。自杀这种非自然的死亡可能会剥夺他们的来世，同时也剥夺他们为好死做准备的独特精神吁求。

施瓦克团队建议，政府在完善既有福利政策时应将老人的死亡准备需求考虑在内。准备身后事的习俗对农村老年人而言十分重要，政策修订也需要加强老人的家庭成员对父母临终准备需求的教育力度。

农村地区的社会服务还应考虑为非城市人口提供护理计划，并为其家庭成员提供初级保健服务。考虑到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高出城市老人数倍，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农村老人为什么会认为自杀比独自老死更好。这些老人可能需要其他形式的帮助，这样他们至少可以将好死作为一种选择。

施瓦克团队呼吁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老年中心和医疗机构更多地关注农村老人为死亡做准备的现实诉求，并在他们需要时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治疗。

[本文整理自学术论文“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准备”（Death preparation of Chinese rural elders），收录于期刊《死亡研究》（Death Studies）, 2018年9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在线学术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发。文章作者Yanping Liu和Gertina Schalkwyk均来自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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