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还是不跪 这是一个问题

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缠绕在18世纪到19世纪泰西各国赴华使节头上的问题。

清朝朝廷也没料到，在这个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礼节方面，不得不与泰西各国先后争辩，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甚至冲突。1859年进北京换约的美国公使华约翰，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先来简单地梳理一番清代中西交通上的叩头史。

清代泰西赴华使节叩头小史

清代中西叩头一事闹得最大的，当属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不过，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不是第一个对叩头提出异议的西方使节，也不是所有的欧洲使节都拒绝行叩头礼。

泰西赴华使团中最早遇到叩头这一礼仪的，是1656年即顺治十三年抵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该使团于1654年由沙皇阿列克谢 米哈伊洛维奇 （1629-1676）派遣，以费尔多 伊斯科维奇 巴伊科夫（Feodor Iskowitz Backhoff）为首，行经内蒙古归化城，于1656年3月3日抵达北京。

巴伊科夫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叩头礼，明确表示即便在俄国他们也不向沙皇行如此礼节，因而只能向中国皇帝行深深的脱帽鞠躬礼。8月21日，清廷再次要求巴伊科夫觐见之时行叩头礼，后者再度婉拒。双方虽未再就此交涉，但俄罗斯使团最终并没有能够成功觐见顺治皇帝，很快于8月31日离开了北京回国，相当于被清廷礼送出京了。

第二个遭遇叩头问题的西方使团，是1656年7月份抵达北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该使团从广州出发，在巴伊科夫使团抵达北京的4个月后进入北京，目标是扩大在华贸易范围。荷兰人对双方形势认识的比较清楚，所以一开始就答应会顺从叩头仪节。8月14日，礼部派员带领荷兰人演仪，为正式觐见前的演习。此种演习自明朝以来就存在，来自朝鲜、琉球等国的贡使经常参加，在中国朝廷眼中，此种演仪的目的是“风四夷”，即以中国之礼仪风化四夷。荷兰人遇到的恰是此种传统。

19世纪初年广州港口的几个外贸国家商栈，最右边的为荷兰。

礼部带领荷兰人演仪之时，赞礼官高喊一声“跪”，荷兰人皆跪；又喊“叩头”，众人皆叩头三次；再喊“起”，众人皆站立。这样先后进行了三次，是为三跪九叩头，乃有清一代对天子所行之大礼。

10月2日，顺治皇帝于凌晨两点钟接见了荷兰使团，众人按照8月14日的演习，均行了叩头礼。清廷遂允准荷兰国每八年一贡，朝贡使团不许超过100人，准许进京者20人。

这次觐见，使得荷兰成功登上了大清的正式朝贡国家名单，而且清廷还认为“荷兰在东南海中”，赴华朝贡实属不易，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加推恩典，准许其国五年一贡。朝贡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由十年改五年，在北京眼中系怀柔远人的恩典。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曾派遣一名丹麦的旅行家和外交官伊维特 斯布兰特 伊戴斯（Evert Ysbrants Ides，1657-1708）作为大使，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抵达北京，但这位大使并没有留下觐见康熙皇帝时候所行礼节的记录。

1719年，彼得大帝（1672-1725）派遣本国的利奥夫 伊兹迈洛夫伯爵（Leoff Ismailoff）带领使团前往中国。翌年（康熙五十九年）11月29日，伊兹迈洛夫伯爵一行高高兴兴地进入北京。清廷官员在馈赠俄人皇帝赏赐的珍馐美味之余，要求俄国人觐见之时行叩头礼。伊兹迈洛夫伯爵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代表了俄国的君主，而俄国君主和大清皇帝乃是平起平坐的。同时，他也要求必须亲自把国书递交到康熙皇帝手中，而不是通过其他人之手，这一提议是不符合清廷礼仪的，于是与叩头礼一起，成为双方争执的所在。

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许俄使亲手递交国书，并且说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国的时候，也会按照俄国的礼仪对俄国君主行礼；这样，伊兹迈洛夫立即答应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头大礼。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记载说，康熙皇帝派了 一个高官去向伊兹迈洛夫携带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礼，这使俄使当即决定对康熙行一样的礼。无论如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21日，伊兹迈洛夫在圆明园觐见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并亲自把国书交到了康熙手中。

俄国使团离开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份，葡萄牙派遣以亚历山大 麦德乐 墨乃祖斯（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为首的使团经澳门抵达北京。麦德乐使团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国伊兹迈洛夫使团的前例，得以亲自呈递国书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礼。

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但1793年抵达北京的英国的马嘎尔尼，碰到了不愿在礼节上妥协的乾隆皇帝，双方终将这一问题做成了不可调和之局。因此马嘎尔尼一行，是清代叩头史上的转折点。

此事中西叙述，足可汗牛，在此不必多讲，只提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马嘎尔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觐见之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的时候，提出清朝的官员也要在他所携带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等之礼。这一提议，和1720年俄国伊兹迈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当年拍板决定可以这样做，马国贤神父也说的确有中国官员跪拜彼得大帝亲笔国书的发生。然而，马嘎尔尼抵达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时大清国早已平定了准回各部，统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甚至越南国国王也都亲自到热河或北京觐见皇帝并行跪拜大礼，乾隆皇帝也已经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个大清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当此之时，让大清国的官员对着远在重洋的区区英国的一个国王行三跪九叩大礼，不啻是天方夜谭。和伊兹迈洛夫相比，马嘎尔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个已经一统天下的体制化了的大清国。

1793年9月14日马嘎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大万树园内单膝叩见乾隆皇帝。

最后，马嘎尔尼提出单膝跪拜乾隆皇帝，此系在英国老家对英王所行之大礼。乾隆皇帝允许了这一做法，从马嘎尔尼的随行代表乔治 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12岁的儿子乔治 托马斯 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的日记来看，英国人的确是单膝跪地行了礼，此事也为中西学者们的长篇累牍的考察所证实。然而，乾隆皇帝的心里是不痛快的，接见了英国人以后，就把身边的军机大臣连同沿途招待过英国使团的地方官们数落了一通，再趁着这个机会，把英国提出的扩大通商地域以及公使驻京的种种要求，逐个婉拒，最后写了一封上谕给英国国王，把马嘎尔尼一行打发回了广州去。

因为这种不算愉快的在礼节上的遭遇，马嘎尔尼使团开始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顽固自闭的老大帝国，这对当时代的欧美国家以及后来以欧美历史和文明为中心去阐释整个世界历史的人们理解清代中国的时候，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是非常片面化的影响。近年以来也有欧美学者仔细考察了这种影响的学术史脉络。

法国外交家兼学者阿兰 佩雷菲特研究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中西第一次大冲突》，于1989年在法国出版法文版，1992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翻译版，1998年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版，题为《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上图为英文版封面。此书曾经在学界围绕中华帝国是否是停滞的，发生了较大争议，其争论的核心是历史著述中的欧洲中心观念；现在的学界主流看法已经不再视清代中国为停滞的帝国了。

阿兰 佩雷菲特在位于故宫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阅读清朝档案。他身后都是当年尚未经系统整理的原始档案。当年的中国中能够像他这样重视和利用档案的学者还为数不多，而当时中国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也为这样的学者提供了充分的给养。

马嘎尔尼之所以不愿屈从于叩头礼，主要是坚信他是英国君主的代表，不能以匍匐于中国皇帝脚下而使英国主权、国体和君主颜面受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这样认为。马嘎尔尼走后两年，1795年1月，也就是中国人正在喜迎春节的乾隆六十年腊月，从广州北上的荷兰使团抵达了北京，并且很快就随同朝鲜贡使和蒙古王公们一起，对乾隆皇帝行了跪拜礼。荷兰人和以前一样，朴素而务实，虽然饱经腊月北京的风雪冰冷之苦，但在仪节方面并未留下任何让北京朝廷不快的事情。

这之后，1805年即嘉庆十年，俄罗斯的一个以外交家尤里 亚历山大洛维奇 戈罗夫金（Yurii Alexandrovich Golovkin，1762-1846）为首的使团发往北京，并于1806年1月中旬抵达了库伦（今乌兰巴托）。清朝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在库伦设立了办事大臣，所以戈罗夫金抵达库伦以后，就得以通过当地官员与北京沟通。在这一过程中，戈罗夫金明确拒绝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并说英国马嘎尔尼就没有叩头，足见马嘎尔尼使行对欧洲理解对华外交的影响。清廷通过库伦大臣赐宴俄使之时，地方官亦要求戈罗夫金朝着代表皇帝的一个屏风和一张铺着明黄色布的桌子叩头，但戈罗夫金再次拒绝，结果该宴也就没有赐成。一个月之后，清廷就礼送俄使一行出境返国了。其实，清朝官员对这位戈罗夫金的家世恐怕也没有弄清楚，戈罗夫金的曾祖噶菲拉 伊万诺维奇 戈罗夫金（Gavrila Ivanovich Golovkin，1660-1734）曾经是彼得大帝身边的红人，于1707年晋升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1710年封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的伯爵，长期把持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为人孤傲不驯。其曾孙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如果能够对叩拜中国皇帝的礼仪表示接受，才真是咄咄怪事。

十年以后的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继马嘎尔尼使团之后，派遣威廉 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带领使团前往北京，再做交涉的尝试。有关这次使行的研究也非常之多，不必赘述。简单来说，就对皇帝叩头问题，阿美士德提出了和马嘎尔尼一样的建议，即如果中国和他身份相等的官员对英国君主行同样的三跪九叩礼的话，他就对嘉庆皇帝行这样的礼。清廷自然不肯妥协，嘉庆帝也很生气，于是阿美士德一行虽然进京了，却最终未能觐见天颜。

阿美士德使行的失败，在欧洲引发了很多讨论，大多数的人认为赴华使节代表的是本国的国王，是和大清国皇帝平等的，因此不能匍匐于皇帝脚下。曾在1793年以12岁的年龄跟随马嘎尔尼一起觐见了乾隆皇帝并获赏荷包等物的小斯当东，后来在东印度公司从事工作多年，并在1816年充任了阿美士德使团的副手，他是英国公认的几个为数不多的能够读懂中文以及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人。他对中国抱有很多好感，但是也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若以文明层级而论，当前的中国的确处于底层。这种评论，自然也使得大部分出身富贵的英国和欧洲的外交官们不会向中国皇帝低头。

1793年单膝跪见乾隆皇帝的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后来小斯当东赞成英国对华使用武力解决贸易纠纷和其他问题，是为鸦片战争。

然而，在针对中国的这种礼仪评论之中，至少有一个著名的欧洲皇帝做了很不一样的评论。彼时，那位皇帝刚刚兵败被流放关押于西非的圣赫勒拿岛，他就是拿破仑（1769-1821）。拿破仑说：

大使们（ambassadors）既不与其君主平等，也不能代表其君主；君主们从来都没有平等对待过他们。大使们代表其君主的这一错误观念，是封建习俗（feudal customs）的一个传统；在这种习俗之内，一个大诸侯国是派一个大使来代表其奉行效忠的，而这个大使也因为其君主的缘故而受到同等的尊荣。……中国皇帝有权要求使节叩头。你们执迷于一个假设，就是用英国王室（Court of St James's）的一套去衡量北京宫廷的礼仪；其实最简单的原则早就在那里了，那就是在交涉和礼仪交往中，一个大使不能代表其君主，他只具有在出使国当地获得和他同等官衔的要员们同等对待的权力，以及去处理问题和克服困难。俄国和英国应该训令他们的大使们在北京叩头，并要求中国大使在伦敦和彼得堡按照本国王公大臣们应行的礼节行礼。只有尊重一国之风俗，你方可让自己的风俗更得尊重；而在一外国之内对其国君恭行仪节，也是非常合适和受人尊敬之事。你们国家里任何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可以考虑拒绝叩头，只要不计这样做所带来的非正当以及非常不幸的后果的话。

可以想见，假若拿破仑没有兵败而是继续统治下去并派遣使节到中国的话，他的大使一定会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然而，欧洲只有一个拿破仑。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于1842年同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但该条约以及嗣后的同一时期的中外条约还并未涉及欧美公使入京之事，所以并未对觐见大清皇帝礼仪造成任何影响。

美国公使华约翰对叩头的态度

1859年5月28日，华约翰以新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的身份，乘坐蒸汽巡防舰宝哈坦号（Powhatan）抵达上海，其使命是与北京交换1858年的天津条约，并递交美国总统布坎南的亲笔信。

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早已在上海等候，并与华约翰以及英法两国公使一起商谈下一步计划。三国公使着急进京，但两位钦差却不温不火，以至于华约翰使团的第一秘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认为，中国人不认为按期换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显然还没有学会西方的外交准则。

卫三畏是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早在1848年就在纽约出版了《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乃当时很多西方读者和外交官了解中国情形的流行参考书。中方当时叫卫三畏“卫廉士”，并视其为美国使团的“副使”。

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内的一幅洋溢着中国风情的插图，上面的几个人物包括了官员、随从、小贩、行者和妇女；牌坊上书“中国总论”四字，内配英文标题The Middle Kingdom。牌坊左右为楹联一幅，上联书“仁者爱人由亲及疎”，下联书“西方之人有圣者也”，均系孔孟之言，而选择这两句放上去，显然亦有深意在。

华约翰一行很快北抵天津，并于7月8日在北塘会见直隶总督恒福以及布政使文煜，说明了来意。会晤进行的很顺利，事后恒福和文煜上奏咸丰皇帝说“米酋华约翰”等人“词意颇为恭顺”。

经过一番交涉，华约翰被允许由北塘登陆进京，除书写中国字的10人员役之外，使团自身不得超过20人，这个人数其实是清朝对待一些朝贡外藩的进京使团限额，不过美国人并没有明白这一点。华约翰很快组织了20个人的使团，但其中有一个人生病不能前往，因此最后动身进京的一共19人，加10名书员，共计29人。在19人主要成员之中，除了全权公使华约翰以及其他的一些军官之外，还包括两位美国公使馆秘书，其中一人为卫三畏，另外有两位协理秘书，而其中一人是丁韪良，即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

美国使团进京途中。选自丁韪良：《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6)，第203页。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于1850年来到中国宁波传教，于1858年协助当时的美国公使列卫廉同北京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现在又随同新任公使入京换约。丁韪良日后基本都生活在北京，参与了中国第一份国际法《万国公法》的编译，陆续出任了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以及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职位，乃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本次使行主要是丁韪良担任的翻译。

清朝从大臣到皇帝对美国人进京换约之举，有着各种不放心，总觉得美国人舍弃英法俄等国单独进京，殊为诡异，而美方要代俄国公使捎给俄国驻京人员的信，也让北京朝廷怀疑美俄二夷意欲串联。于是，就美国人进京的路线，君臣上下也大费周章地讨论了一回。恒福和文煜向咸丰帝提议华约翰入京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北塘陆路走到天津，然后由水路抵达通州后入京，另一条是由北塘陆路行至香河，自香河由水路抵达通州后入京，然而天津人烟稠密，夷人经过的话恐怕惊扰当地，所以不如走香河；如果“米夷”拒绝此条路线，那再走天津不迟。此时防守天津的僧格林沁也上奏说，米夷意图不明，不能让他们经过天津城，以免发生冲突之类。咸丰皇帝回复说，这两条路线由美国人自己选择一条，断不可勒令其只走香河，以免对方怀疑，可见也是吸收了刚刚和英法在大沽口外发生战事的经验。

恒福、文煜和僧格林沁商量以后，决定让美国人先从北塘登陆，然后陆路行走至军粮城，由军粮城到北仓上船，水路直抵通州后入京。北仓距离天津城二十里，所以美国人虽然行走了天津地面，但是难窥天津虚实。华约翰一行果然是按照中方这条路线进京的，自北塘骑马经过军粮城，到北仓后乘坐两艘中国大船北上，抵达通州，于7月28日进入北京并入住早就被安排好的馆舍。中方早就责令负责护送的清河道崇厚等人和沿途文武各官一起，一路上要“不动声色，密加防范”。中国对外国人的这种怀疑戒备之心，从来没有消失。

副使卫三畏详细记载了他们一行的入京路线，上图系其报告之一部，可见“军粮城”、“北仓”、“西提[堤]头”还特意标出了汉字。这条路线是恒福和僧格林沁特意制定的。

抵京后，美国人立即遇到了叩头礼的挑战。在与桂良和花沙纳的面谈中间，桂良等人承认美国不是像朝鲜、越南和琉球那样的朝贡国家，没有携带贡物来京，觐见大皇帝之时亦不必行三跪九叩礼，但是作为中国的与国即友邦，当考虑行一跪三叩头。美国人立即表示了犹豫不解，因为事前在上海中方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中美条约上也未涉及觐见一层，觐见亦不是北京允许美国公使进京的前提条件。

就此，华约翰在强调了他对中国皇帝所怀的尊敬之余，表示自己不能在觐见之时下跪磕头，因为即便在美国他也不向美国总统行这样的礼，而美国所有的驻外代表也不曾行叩头礼。华约翰强调说，下跪在他看来是一种宗教上的礼仪，他只在上帝面前才下跪（副使卫三畏记载说华约翰说他只对上帝下跪，然而丁韪良却记载说，华约翰说他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就此，花沙纳反对说，两国的君主是平等的，中美双方的代表也是平等的，则如果美国人不下跪，那么就和中国的同行们不平等了。华约翰回答说，中美双方的代表应该按照自己所代表的君主行礼，美国代表们不能在国外做有损荣誉之事，如果硬要下跪而内心不愿意跪，就成了伪君子了，因此对中国皇帝行鞠躬礼的话，照样可以表达对皇帝陛下的崇敬之情。

美国人顺势反问花沙纳和桂良说，中国代表难道愿意在海外做有损荣誉之事或者有悖良心之事吗？他们原本以为中国人会说不，讵料桂良当即回答说他愿意在华盛顿叩头，或者做一切与美国总统相见之时被要求做的事情，而且假如必要的话，他也可以在美国总统跟前焚香。这种坦率的回答让美国人一时不知所措。桂良的助手进一步强调说，如果不跪拜皇帝就是不敬，中国人跪拜上苍亦是如此。

在烈日炎炎的8月2日，双方又进行了一场5个小时多的会谈，再次在跪拜礼仪上纠缠了一番。中方坚持说，下跪这种礼仪在欧洲的朝廷觐见场合也是有的，例如英国就是这样，所以华约翰完全可以跪拜中国皇帝，正如欧洲人在罗马跪拜教皇一样。美国人则解释说，英国朝廷也不是凡事都下跪的，只有在授勋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才有下跪礼仪，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臣也从来不对英国女王或者罗马的教皇下跪，而女王和教皇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因此在中国亦不能跪。

2011年10月1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加封英国演员布鲁斯 福赛斯（Bruce Forsyth, 1928-2017）男爵。布鲁斯单膝跪在一个小凳垫子上，此系英王室现在加封爵位时候的跪礼情景。

和美国人交谈的钦差花沙纳，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也算是曾经出国公干过的人：他早就于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的时候出使朝鲜册封王妃。然而，他所看到的世界不外乎是常被我们称之为东亚礼仪秩序的世界，朝鲜自臣服大清以来行事一贯谨慎，事大之礼无稍怠慢，所以花沙纳也实在没有见到过这个秩序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中美双方代表们的世界观念，差别极大。

礼仪交谈陷入僵局，桂良等提议说，面见皇帝之时，中方可以安排在华约翰前面放置一张围着布帘子的桌子，让华约翰看上去似乎要跪拜，具体操作方法是：觐见之时，华约翰做出欲跪之势，此时两名宫廷侍从连忙上前挽住华约翰的胳膊并说“不要跪、不要跪”。桂良等欲以此折中办法来做调和，但咸丰皇帝和华约翰两方面都没有认同这种做法。丁韪良事后回忆说：“我宁愿认为他们[指宫廷侍从]是要按着让他下跪，而不是要阻止他跪。”丁韪良也记载说他们听说皇帝为此非常生气，但依旧允许他们到北塘换约。

觐见最终没法举行，华约翰把国书交给了花沙纳和桂良，由他们代递给咸丰皇帝。8月10日，华约翰一行开始离京回返天津。回到北塘的时候，助理翻译叶韪良（William Aitchison, 1826-1859）病情加重，不幸逝世，被埋葬在北塘的船只停泊地。在他的文书里，同事们发现了一份叶韪良提前写好的令人伤感的挽诗：

勿让周围的朋友合上我停止的眼，

或附耳倾听我最后的鼻息；

教堂后院并非我的安息之所；

勿让圣尘落我胸前。

勿让我也在前人长眠之地沉睡；

我所挚爱的人儿勿要在我的上方抽泣！

勿要墓碑标明此处，

即我的身躯要在这些土块下面腐朽之地。

16日，华约翰一行在北塘与直隶总督恒福举行了简单地换约，其外交使命算正式完成。恒福在给咸丰帝的奏折里说，他告诉美国公使，允许在北塘换约乃是“皇上圣德如天，曲加体恤”的结果，而换约以后华约翰则“感戴皇仁，欣欢无既”；其实如此之种种描述，皆系讨皇帝欢心的套话而已。

换约以后，为了表示两国恢复和好，恒福等人按照北京的指示，把之前在同英法交战时候俘虏的两名战俘中的一人，即所谓“蒋十坡”者，还给美国人。蒋十坡实是John Powers，之前他宣称他是一名美国人，到了北塘却改口说他是生在加拿大的。华约翰等人费了好大的力气，向恒福等讲明了蒋十坡不是美国人，系加拿大的、英国的人，而且他们也不负责带回战俘的使命，即便蒋十坡真的是个美国人。恒福等人比较惊讶，但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决定让美国人带走蒋十坡。美方记载说蒋十坡在中国受到了很不错的对待，随后美方把他交给了英国海军。（注：加拿大当时是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加拿大省”，即Province of Canada；现在的联邦形式的加拿大是1867年正式组建而成的）

中美换约两个多月以后的1859年10月25日，一批欧美学者在上海召开了皇家亚洲学会会议，作为学会成员之一的卫三畏宣读了他的题为《美国公使进京记》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他进京的外交经历，兼及一路上所见的北塘、通州、北京的风土民情。卫三畏表示整个赴京前后都是清朝方面热情接待的他们，但他其实并没有明白这是北京对待外藩朝贡的典型做法。在他的报告的末尾，卫三畏附上了法国汉学家鲍狄埃（Par G. Pauthier，即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同年刚刚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政治关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Chine）的第10章内的第209到234页的内容，这一部分是有关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礼仪冲突的，但重点在于指出这种冲突早从波斯帝国大流士以来就一直存在，然后历数在西方此种跪拜礼仪冲突的历史。鲍狄埃本人最后的结论是各国最好按照自己的礼仪行礼，如此各方便不必强求于一处，庶可相安无事。卫三畏做此援引，也未尝没有希望中外可以抛却礼仪上的纠缠的意思罢。卫三畏后来担任过好几届美国代理驻华公使，回到美国后成了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也是美国学界的第一位汉学家。

1873年伦敦画报描绘的欧美五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候的场景，这是有清第一次未行跪拜礼节的觐见仪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美各国获得了公使驻扎北京的权利，但这些公使提出的觐见同治皇帝的要求，都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辞抵挡了回去。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以后，清廷的借口顿失，18岁的同治皇帝这才在历来接见外藩的中南海紫光阁内，接见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以“大使”头衔赴华）以及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叩头大礼对这些国家而言，才算正式停止。当然，朝鲜、琉球等藩国，依旧行此大礼，直到双方的宗藩关系结束为止，但那系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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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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