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北京”与“文明上海”

□林颐

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日益明确了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逐步形成并稳固了各群体的思维形态与文化模式,以都市人群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为聚焦对象,从吃穿住行、人际网络、精神层面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全面观察“五四”之后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这就是历史学者胡悦晗的专著《生活的逻辑》的要旨。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的丰富,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物欲扩张和情欲解放,不仅使得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政治诉求,发生了向金钱拜物的经济和欲望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都市生活的人伦和道德,相比于旧时代的农业伦理,在若干向度发生了转变。

作者勾勒了北京与上海的形象,“文化北京”意味着上世纪30年代真正形成的北京城市居民的一种对传统元素不断循环往复的“回收”再利用的生活方式；“文明上海”意味着肇始于晚清时期声光化电物质文明造就的一种以各种感官刺激体验为主的海派娱乐生活风格。在“文化”与“文明”的幕布上,作者展开了论述,切入资料所展示的各类场景。

书中有处细节,谈到近代上海人的人生三大要素,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这种生活观反映了“奢侈之风炽而势利之念深”(陶百川)。即,看衣服断人。作为上海知识群体微妙心理的概括,也很恰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它事实上还反映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并不独表现在服饰上,比如,作者谈到上海的亭子间居住格式,一方面是住宅空间物理意义上的靠近,而另一方面则是邻里之间有意识的疏远。上海人的社交活动很少放在私人空间的家庭,而是在作为公共空间的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中展开。北京知识群体则喜欢在家庭里举办牌局、宴请与清谈,比如林徽因主导的“太太的客厅”,话题多涉时局,体现了一种公共议题在私人领域之间的传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市,在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与私己领域之间的界限,是一个重要的分疏,也就是说,在公与私的拉锯之中,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亟待知识群体重新建构。我们可以通过书中的资料直面民国知识人的感受,他们的职业流动、经济收入、物价水准、医疗条件、四合院与洋房、汽车与黄包车、茶馆与舞厅、戏台与旧书摊、爱情婚恋、体育娱乐……方方面面,纷繁复杂。

个人的书写大多落笔自己的琐碎生活,而他们的公共指向往往有着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作为民国知识人建构的都市生活的一体两面,结合北京、上海不同的城市气质与都市语境,呈现了身处其中的叙述者,以及从他们身上组合、折射的时代的征候。

《生活的逻辑》

胡悦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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