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大昌友朋书札（上）：生活在乱了的江南

自读到《归实斋画记》至今，匆匆又过一年。去冬偶然京居，得见一套顾氏所藏尺牍。虽然他实在只是一位地方士人，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功业，毕竟仍在人间行走过。而来自旁人的书信，当然是绝佳的材料，正好与本人著述并置，以便回望一百多年前“不知名画家”的生活。苏州地方文脉未绝，我虽然无力考出全部人物与故事，至少能将文字公布出来，留给有心人。

此前已经说明，顾大昌师从刘泳之。《归实斋画记》记录了老师逝世以后，亲笔摹本流散分布的情况。那时我理出一个不超过十人的小圈子：朱绥寿、毛庆臻、施春煦、陆日爱、江湜、顾承、映月和尚。又因为他记录了向朋友们赠送自己作品的情形，知道李鸿裔、沈秉成、刘履芬、顾承、潘钟瑞都与其相识。此时与书札对读，发现来信者也基本不出这个范围。

许多笺纸托裱完成后都有隙地，顾氏一一添上了小画儿，是各种植物与水果。百余年外，居然色泽如新。今年初春风霜峻急，这一点隔着岁月的活泼气味，曾使我短暂地从伤心里挣脱出来，可惜目前无法公布图像。如今便以人为纲，介绍其中部分信件，并借此机会再度走近顾先生的世界。因材料甚多，权将生活与书画稍稍分开，写成上下两篇。

一、江湜（1818－1866）

字持正，一字弢叔，苏州人。屡试不第，咸丰七年赴京投彭蕴章。时彭任大学士，赠资为其授例得从九品衔，分发浙江，掌杭州盐运司文书。同冶三年委勾温州长林场盐课大使，四年调杭州，佐治海运事，五年病卒。他实在并不是来信者中最著名的人物，而首先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其诗集《伏敔堂诗录》实在不坏。许多诗记录普通人辛苦的一生，满怀哀矜；又时时回望自己，带一点嘲讽。在传统文人之中，这种人生态度，已经可以说是上佳。这部诗集开头原有顾大昌的题词。这种恭维场面，旁人大多满口漂亮话，他只编出二十四字顺口溜一首，曰：

行两万里歧路，积四十年灰心。

不信依然弢叔，试听千首苦吟。

耿直而冬烘的气息扑面而来，回想《归实斋画记》等五种，也必须承认顾氏的写作水平实不过如此。可江湜写信给他，还很乐于谈起作诗的事。一封写于某年三月初二，谓：

子长老兄如晤，前有一椷奉布，并致元絜各件，想已收到。近日湖上烧香人日有数万，热闹之至，与我辈清游不宜。兄倘（？）来游，亦可从缓也。伊少沂匾已写就，兹送去，并庚生楹联亦希便交元絜。毕竟能行与否，念念。弟集资捐升，颇费财力，刻下尚未凑手。如可勉成，亦只好有事做事；如竟不成，亦只好付之造物。以笔墨供奉上官，颇觉辛苦，入春以来，并无诗稿也。专此即请文安。弟湜拜 三月初二日

另一封裱在同一开的，是：

子长老兄大人如晤，西湖之游不可无诗画，不知归后有此清兴乎。弟病已痊，唯饭食尚不复旧，心气嬾甚，不能作事。大约他病易痊，而穷病则无药可治耳。日内西湖上考客云集，而主事者尚无来信，不知北路究竟何如也。匆匆不多及，即颂日佳（？）不（？）。弟湜拜 九月廿六日

次为诗笺一叶，是收入《伏敔堂诗录》的七言律诗。诗题很长，等于小序，曰：前月同子长来灵隐，子长独游诸胜，余坐冷泉亭待之，有诗未成。今子长归里，而余重来泉上，辄绩成一首寄之。

满林黄叶寺门秋，寺外岩光冷更幽。

君爱别峰寻径去，我行小倦被亭留。

清泉不择人而照，好客非因宦乃游。

却喜重来诗绩得，并将离思寄苏州。

诗作于咸丰八年秋，韵味不佳，苦欲波俏，反而失之油滑。作为应酬倒还不坏。因为诗集编年，此笺写定的时间也就很容易知道，至少是咸丰八年秋日以后。

然后又一封长信，字略差些，曰：

子长老兄大人青照：两得手书，皆以乏便未复，前书有拟寒山诗，极妙极妙。如得纵谈，如见须眉。兄诗素不谨严，而用拟寒山，则一种古拙高秀之气，偶然而合，大妙大妙。今春亦有续拟八九首，以未凑成二十（小字：意欲再成二十首）之数，且一时无暇录本，俟后奉览也。弟此时本有闱差，须九月中旬而竣。兄来杭作湖上之游，或以冬初，或明春初，则追陪不误也。匆促。顺请道安。湜拜。

现在来推一下三封信的写作时间。江氏到杭州是咸丰七年（1857）秋事。八、九两年平静为官，十年太平军攻城。杭州陷落，十一年起各处避乱。再来已是同治四年秋天，五年七月初三即卒。这可以作为推定信件写作时间的大背景。

《伏敔堂诗录》

第一封信提到为伊少沂（1790-1861）书匾事。少沂名念曾，是伊秉绶之子，生平事迹可考。元絜即杨白，生卒不可知，然庚申（1860）以后即无消息。至于“庚生”，因字号太过普通，难以确认究竟是谁。只可大概推测，或者是同时代的苏州画家羊毓金，可惜他的生卒也不详。要之，写信的时间既是春日，地点既在杭州，念曾与杨白又还在世，则只有咸丰八年或九年两种可能。信里和顾大昌商量请他晚些来玩，而八年秋日的确曾与顾氏泛舟湖上；可是“入春以来，并无诗稿”，又与《伏敔堂诗录》卷十五（九年己未）情形相合，一时不能遽定。信里透露一点与命运斗争的消息：江湜恐怕并不满足于在杭州做个小官，曾经争取过“集资捐升”。虽然从事实看来，或者两三年内并未如愿。

第二封信说“西湖之游不可无诗画”，又说湖上“考客云集”，则确实像是八年秋日的情形。检《伏敔堂诗录》，这年顾氏来过以后，深秋的诗里先有《奉有闱差感怀之作》，紧接着就是《子长作西湖图见寄以诗奉答》，《子长复寄韬光图又成一首》。此外，“病已愈”一语也堪为旁证：就在陪顾大昌游湖之前，有《得假归里忽发寒疾》七律一首，恐怕家没有回成，朋友来时也还是抱病相陪。

第三封信反而不易推定，或者在第一封之前，即咸丰八年秋；或者在后一次居官杭州时，即同治四年秋：这两年的“闱差”，都曾写进诗篇。可惜所谓仿寒山体的诗没有收进集子里，暂无法据此论定时间。不过，庚申（1860）太平天国之乱，杭州和苏州都曾遭受严重的打击，江顾二家各自损失良多，不知在那之后是否还有心情相约游湖。

他们两人的往还，过去早有老先生注意，也写过文章。这几封信不过是更添证据而已。只是今天知道了历史的轨迹，回头看清王朝最后的承平岁月，自不免一阵茫然。江湜虽然看不上顾氏的诗，友情大概还很真挚，肯招待他玩，肯唱和，又肯坦白说些今后的打算。信中所谈的事也大抵愉快，旅行、作诗、画画。近蒙倦圃小姐见告，尝见沈铨乾隆丁丑行书七言联一副，侧边有顾大昌题语三行，说是“偶于江君弢叔家得观”，亦可证明他们的翰墨因缘。

过去传递消息不易。没过多久，江南乱了。在陆日爱的信里，又遇到他打听江先生。

二、陆日爱

日爱字曦叔，号雪亭，江苏青浦人，占籍吴江，官浙江候补府同知。同治三年（1864）遭母丧，旋卒。因此尺牍册中的信件与诗笺都不能晚于这个时间。诗共四纸，暂不录。信有两封。第一封是寻常招邀文字，也先略去。第二封云：

子长仁兄大人阁下：被难后，今春一得手书即作答，未知收到否。弟于前月赴刘方伯之招，顷奉各大吏委办事甚多，日上（？）先办从（？）震随剿事，未知能稍报涓埃于国家否。前所买之田甚好，今年可望耕种。倘欲售去，示明实价，以便留意。弢叔诗兴好否？所刻诗集，倘肯见惠一部寄下最妙。桂丹盟观察闻在林文忠家。希问明示知。倘有信即寄刘方伯处最便。弟爱拜。

检江湜诗集自序，咸丰十一年秋冬，避难福州之际，曾与符兆纶商议书稿的事。查此书刻成的时间地点，则是同治元年在福州。这就足以帮助判定陆氏此信的时间，至少是同治元年（1862）。顺着线索往下想，此时顾大昌必定仍与江湜保持联系。乱后通问不易，福建与江苏相隔也远，然而至少看到小圈子里三个老朋友，还有条件知道对方的近况。

庚申（1860）前后，苏浙士人心态大变。太平军的打击非常惨烈，人们不断发出劫后余生、苟延残喘之类的感叹，而居官者常常一面痛苦，一面身体力行，努力匡扶社稷。陆氏是一位上过地方史传的义士，曾捐出家中的米粮来缓解饥荒，顾大昌在那几页诗稿边上记录其义举：“遇凶岁，曾以米五千余石散给里中”，印证了他急公好义的形象。他此时正随同大吏进行种种善后工作，确实是要以涓埃答圣朝的意思，而同时也在意私人生活。我们知道顾家应该还算有钱。信里这一块“前所买之田”，不知购于乱前还是乱后。无论如何，陆氏对此非常赞同。他还主动提出，如果需要，可以帮忙物色买家。

承平之世，中富之家，自可以过天地安危两不知的日子。事实上，观察雍乾嘉道之际的苏州文人生活，也的确深深体会到何为“优游卒岁”。民俗见于《清嘉录》，风雅自有三松堂、须静斋等一干书画笔记来传承。但是战乱之后，生活本身就成了难题。有田可卖，有功名或者有官职的人家，还有余地（回想顾氏《不可必录》所记家中损失的财物和书画，确实也算不得乱世中的必需品）。即使江湜那样遭遇家难，本生父母困死在苏州城里，此际也仍有机会在朋友们帮助下琢磨刻书的事。如今文献重光，可以看到战乱对普通人的伤害。有一位浙江平湖人陶兆麒，大概只是粗通文墨的“识字阶层”。读他避难乡居的日记，惨痛之外，甚至觉得荒诞。因为他没有任何机会去经营生活，也想不到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换句话说，惨痛是没有下限的。也要坦白讲，隔着一百五十年，看到江湜刻了诗集，顾家有田，陆先生帮着做打算，毕竟有一点安慰。事实上，顾大昌还请潘钟瑞为江湜的诗册和《伏敔堂诗续集》题了跋，而那确实也是“乱后”的事了。

吴历《寿许青屿山水图轴》，右上角有顾大昌题跋

三、杨引传

杨引传生卒不详，但颇为有名。一则因为他发现了《浮生六记》的手稿，二则他是王韬的妻兄。其信三封，有两封上款为“云樵老伯”。审其内容，非常像是写给顾大昌的；考虑到这一册尺牍本也是顾氏所集，我很愿意相信他别有“云樵”的号，只是不为人知。可惜目前没有证据，只能引用唯一一封“子长仁丈老伯”上款的信，以见“乱后”人们如何调整心态，重新开始生活。

子长仁丈老伯大人阁下：

客腊由曹松坡兄处得读惠书，藉悉文驾已回苏地，并知寥寥空宇，清况依然；高人苦饥，自古嘅之。所幸世界承平，豺虎敛迹。庾子山焦麦两甕，玉川子破屋数间，天自有以位置斯人，使遂栖隐之志。必不令有沟壑忧也。

蒋君芥青年甚少，即能摆脱恒蹊，肆力于诗画篆刻，是有夙根者，然兰贵于草而先彫，玉珍于石而易碎，真无可奈何之事。大作极为沉痛，芥青有知，当于泉台读之呜咽。晚系初交，未能一尽絮酒只鸡之至，怅何如之。

晚自癸亥岁规复苏城以来，颇预俗事，案头生徒又多，实少清兴。承规以勿将有限心血作无益事，良言也，敢不铭佩。但自念昆季凋零，两儿失散，以一身支持为内外日用所需，无一非精神换得。劳生如此，何日得少清闲也。春寒特甚，伏惟珍重。即候

撰安 不备。侄杨引传拜 元宵后二日

前求画扇，本不要紧。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杜老言之矣。一笑。

领梅令甥附笔候安。

信中提到癸亥（1863）年苏州城的恢复，那么必定已在其后。回忆顾大昌著述种种，参酌旁证，可知战乱中他也曾逃难离家。此时回到苏州，自不免清点损失，重新开始生活。顾氏此次失落了不少书画、玩物和书籍，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说“寥寥空宇”，大概不算夸张。他的自我排遣是归于命运，杨先生的劝慰则是“老天自然会安排你的一生”，一正一反，并没有本质差别。而今天看来，安慰与客套虽不可免，毕竟仍用着独抱高怀便足以抵御清贫困苦的一套逻辑，实在无用而可悲，

顾大昌或者曾在去信中劝杨氏珍惜生命，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可惜人的境遇各自不同，“设身处地”实在太难，以至于与对方安慰他的话一样无济于事。王韬曾在著名的《瀛寰志略》里写到杨氏：

庚申贼陷吴门，君卜五月十九日里中当有大厄，乃竟不先徙去，自罹于灾；妻投于水，屋焚于火，二子掳于贼，身亦被斫几殒。余驰书招之，未果来。余至粤后，闻其挈眷避居洋泾。

与江湜一样，杨引传在苏州的家也彻底毁于庚申之乱。他不得不逃到上海落脚。从信里看来，此时似乎全家的生计都靠他一个人。做俗务，教学生，“无一非精神换得”。战乱对士人的消耗，是使他们必须去承担生活。“不治生产”这种话已经无法维持体面了。“用尽全力”，也不过苟活而已。

这封信的空白处有顾氏墨字一行，记下杨先生的事迹：

杨省补兄，甫里诸生，江听涛先生高足，抱道守朴，与人有情。遭难时曾援救余者。

又有半页隙地，画一株老干寒梅。钤印是：“騃老”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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