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奈保尔“微不足道”的一生

□李令飞

“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

——《大河湾》

2018年8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杰”之一的作家奈保尔，在伦敦家中安然辞世，结束了自己长达86年“微不足道”的一生。

童年的艰辛生活

奈保尔1932年出生于英属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裔家庭。特立尼达岛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位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在19世纪初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

大约从那时起，印度人开始迁徙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建立社区，创办学校，保留着印度人古老的习俗。

奈保尔的父亲曾是当地报纸《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同时他也是一名作家，擅长写短篇小说，并且发表过多篇作品。只是，终其一生，奈保尔父亲都没有在写作上成名。

奈保尔父亲的偶像是英国小说家毛姆。在写作手法上，他的小说也酷似毛姆。不过，他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多是描写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生活——那种古老的仪式，印度人的传统，大家庭的幸福和美。这与后来奈保尔的写作有所不同。奈保尔父亲的小说并没有涉及到种族的融合和冲突问题。在奈保尔看来，他的父亲如果能从描述古老仪式之美中后退一步，考虑一下殖民地背景，也许他的小说会有所改变。

父亲是奈保尔文学上的启蒙恩师，但父亲却并没有给少年的奈保尔带来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微薄的工资，只够维持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偶尔，他还得依赖于奈保尔母亲家族的救济。

后来，奈保尔在回忆人生时，曾这样说道：

“年轻时我崇拜两种人，一种是有钱人，一种是作家。那个时候，我看到乔伊斯·卡里这样的人来牛津，简直移不开眼，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魔法。如今我已不崇拜有钱人，而我尊敬作家，非常非常尊敬。”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童年的艰辛生活是给奈保尔留有阴影的。

他注定是一个漂泊者

18岁那年，奈保尔幸运地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读书。这笔奖学金改变了他的命运，同时在牛津大学求学的经历也给奈保尔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但要融入到牛津的环境中，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作家，奈保尔则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挣扎。这种努力和挣扎，一度曾令他无所适从。

而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身份的认同：一方面，作为印度人，他无法平衡英国和印度之间复杂的归属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在加勒比海地区成长、特立尼达岛出生的印度人，他甚至弄不清自己与故国“印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他注定是一个漂泊者和局外人。

1959年，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荣获毛姆文学奖。自此，年少的奈保尔得以成名。

这个奖项的获得，虽然得益于他不断对毛姆小说的模仿，但实际上，他的这部小说却跳出了毛姆的窠臼。

《米格尔街》写于1954年，是在奈保尔父亲去世一年之后，他在伦敦开始创作的。

“十六年后在伦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开始觉得我永远也无法走上作家之路。我想到了那条街上和街上的人，他们让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奈保尔在书里这样写道。

小说集是由17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的是米格尔街“平面”景象——17个人物和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书中所塑造的人物却同时出现在多个故事当中，最终形成了米格尔大街上的众生相。

在这本小说中，奈保尔开始形成自己专属的小说题材。因为在他疯狂模仿毛姆写作的时候，他的专业课教授、《魔戒》的作者托尔金就曾告诫他说：“没有原创性的作家毫无前途。”

在40岁的时候，奈保尔终于走上了独立的文学道路，找到了自己擅长驾驭的题材，即对后殖民地时代面貌与人心的描述。他完成了他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同时以描写后殖民时代非洲人民生活的中篇小说《自由国度》也荣获了布克奖。

作为后殖民主义代表性作家，奈保尔虽然在这一领域，发挥得游刃有余，但困境也随之而来。

奈保尔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创作素材，进而灵感殆尽；且自己无法写集中主题的作品，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摆脱不了身份认同上存在的尴尬：

尽管作家的一半工作就是发现主题。对我来说，问题是我的生活改变了，充满剧变和搬迁：从乡下外祖母的印度教房子（依旧与乡村印度的宗教仪式和社会方式关系密切），到西班牙港及其街道上的黑人和美国大兵的生活，殖民地英语学校（皇家女王学院）秩序井然的生活，然后到牛津、伦敦和英国广播公司那间自由作家房间。我试着像个作家一样起步，但不知该聚焦哪里。

在后来奈保尔创作的各种小说中，他始终是以“游荡者”和“异乡人”的身份介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无论是在“印度三部曲”里，还是在《重访加勒比》《我们的普世文明》《黄金国的没落》这样带有个人生活印迹的作品中，奈保尔始终保持了一个“漂泊者”姿态，带着审视、思考与批判的眼光而前行。

集各种“缺陷”于一身的作家

在2008年出版的《世事如斯：奈保尔传》里，奈保尔被“塑造”成了一个“刻薄、自负、自私、毒舌、对金钱斤斤计较”等集各种“缺陷”于一身的作家。

其实，认真读完这部作品，我们就会明白，奈保尔在性格上所有的“缺陷”，其实都是建立在他苦苦追求“文学成功”的基础之上。正因为他的毫不妥协，才有了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功。

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首任妻子帕特。在《世事如斯》一书中，帕特被描写成奈保尔取得成功的默默支持者与奉献者。但是，奈保尔“回报”她的却是婚外情与嫖妓，而这些最终毁掉了他妻子的生活。——“可以说，是我害死了她。”奈保尔说。

“作为一名叙述者，V.S.奈保尔不随和，不完美，也不怎么在乎有没有人喜欢他。但他也是最诚实的，从不伪装。”英国《卫报》曾这样评价过奈保尔。

奈保尔曾经给作家安东尼·鲍威尔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在奈保尔刚进入英国文坛时，曾遭遇到不公平对待，而这时，鲍威尔向他伸出了援手。这种友谊和垂青，曾让奈保尔铭记终生。但在对待鲍威尔的写作上，奈保尔却并不客气，甚至刻薄。在纪念文章里，奈保尔这样写道：“有种常见的小说写法就像这样，伟人去世，一片颂扬之声，然后有人——通常是个崇拜者，研究他的生平，以撰写传记，然后发现了各种各样非常负面的事。”他还说，他与鲍威尔的友谊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大概就在于他不曾细读过鲍威尔的作品。

这种完全不顾“逝者为大”的评论，让人们狠狠见识了奈保尔的“刻薄”与“自负”。诚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的心目中。”

或许，在奈保尔的内心深处，刻薄与自负也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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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与中国的渊源

中国读者对奈保尔的阅读，有些迟缓。他的写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他在文字中所透露出的对第三世界文明的观察，已经在国际上强烈讨论了几十年。但直到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奈保尔才仿佛具有了“某种资格”，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在此之前，国内仅在1992年由花城出版社引入过一本《米格尔街》）。2002年，译林出版社引入了奈保尔的两本小说代表作《河湾》（后新经典版本改名为《大河湾》）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次年，三联书店推出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印度：受伤的文明》《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算起来，中国大多数读者接触奈保尔都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很多时候只是把他视为“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一个文学标签。那些本应引起共鸣的东西，例如对第三世界的观察、前殖民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读者仿佛变成了局外人，站在西方现代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外，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辩论。

2014年，奈保尔来到中国，和夫人一起参加上海书展，现场涌入一大群观众，但奈保尔状态不佳。他坐在轮椅上，吃力地组织着语言，这时中国读者所见到的奈保尔，已经不再是那个和爱德华·萨义德等批评家论战、有胆量在写作中我行我素的人。没有了傲慢、愤怒与犀利，他更像是一位静默不语的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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