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回看中国古代养老制度 侯宪杰

九月初九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敬老节。重阳节临近，养老又成了热门话题。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养老”更是我国古代礼法的重要内容，很多朝代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养老制度。古代中国是怎么养老的，在养老方面又有哪些规定？

在古代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家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家庭养老也是古代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先秦时期的礼制提倡“亲亲”与“尊尊”，将家庭宗法和国家组织直接结合起来。“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亲亲”来说，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虽然儒家也提倡父亲对子女要仁爱，兄长对弟妹应友好，尊长对卑幼宜和善，但主要强调的是子女必须孝顺父亲，弟妹必须恭敬兄长，卑幼必须服从尊长。

到了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尽管各家各流派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养老、敬老方面几乎是一致的，其中以儒家的学说最为典型。

这一时期的儒家典籍，对如何孝敬父母做了大量的规定，成为后世所遵从的规范。《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中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孟子》中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对违反礼制的行为都将予以重罚。

周公把“不友不孝”视为“元恶大憝”，罪大恶极，必须“邢兹无赦”。《孝经》则明确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按周代的礼制，如果女子嫁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孝，已尽子媳之道的，丈夫则不能休妻，这就是“三不去”中的“与更三年丧”。可见周礼对孝敬父母、公婆的重视。西周时期的礼法完全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并且“出礼入刑”，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礼已具备了法的性质，礼制规定的“养老”也带有强烈的国家强制约束力。

秦朝法律规定了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卑幼殴尊长等罪名，如果有以上犯罪行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父为子纲”就列其中。汉宣帝时，确立了“亲亲得首相匿”原则，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以上请皇帝宽贷。汉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孝为百行之首”。汉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汉文帝“置《孝经》博士”。在官员的选拔方面，汉朝实行“举孝廉”，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举孝廉”就是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有责任向上推荐，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即孝顺父母、办事廉正。

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戏彩娱亲、扇枕温衾、卖身葬父等孝敬父母的故事也比较多，还有后世的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直至现在仍广为流传。

如果有人不想继续做官了，回家赡养老人是最好的托辞。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不得不予以准许。晋武帝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愿奉诏，就给晋武帝写了一篇申诉自己不能应诏苦衷的表文，就是著名的《陈情表》，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陈述了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祖母把自己抚养成人，现在祖母年纪大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尽孝、赡养，叙述委婉，辞意恳切，语言简洁生动，极富强烈的表现力与感染力。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晋律》与《北齐律》相继确立“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但是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于是就有了“夷灭三族”“诛灭九族”之说，更甚者方孝孺被明成祖朱棣“诛十族”，其亲戚之外的门生和朋友也被算作一族列入诛杀的范围。这项制度影响深远，以后各朝各代都有承袭，甚至到现在，在我国某些地方还存在以服制治丧的风俗。

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孝文帝拓跋宏下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建立存留养亲制度。这项制度是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意图不是对犯罪者的宽容和放纵，而是在于契合礼“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亲意蕴，既不否定罪犯罪责，而又体恤犯亲缺侍，情理相顾，占足新意，宣扬皇恩浩荡，深合礼为法鹄之旨。

在此基础上，唐朝则规定，除“十恶”之外，家有八十岁以上亲及笃疾，应侍养者可向刑部申报，暂缓流刑，经批准，老人亲属中的服刑人员也可权留侍养，待亲终满一周年后，方押送流放之地。经过后世细致补充，更加完备，直到清朝末年这项制度还在执行。

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孝文帝在详改不孝罪诏中说：“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他认为，北魏的法律对“不逊父母，罪止髡刑”处罚得太轻，不符合孝礼的精神，必须进行改革，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稳固了家庭关系。这一时期，“不孝罪”的外延也有所扩大。《魏书》记载，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将军乙飞虎因“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依律处刑五岁”。居父母丧而冒哀求仕，也要处以刑罚。这些为以后不孝作为“重罪十条”以及“十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隋朝《开皇律》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朝《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承袭此制，都将“不孝”列入“十恶”，作为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之一。《唐律疏议》中则说：“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戒”。凡属违反“善事父母”者，都属不孝罪的范畴，都要按律处以刑罚。例如，“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缺）者，徒二年”；“诸闻父母若失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

唐朝进一步完善了侍丁养老之制。“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唐六典》记载：“凡庶人年八十机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通典》记载：“按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户令云：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先尽子孙，听取近亲，皆先轻色。无亲近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这种“给侍”制度是唐朝给予“侍老”以生活方面的优待制度，即对照顾年迈或身体有残疾的父母或者近亲近邻的侍丁，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免役，“侍丁，依《令》免役，唯输调及租”。充侍的人称为“侍丁”，作侍丁的人，要先从子孙里面选择，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亲属之外的侍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相当于是国家花钱雇请的。《唐令拾遗·户令九》还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作出了明确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这种养老制度，与今天的五保供养制度相类似。

“曾子曰：‘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说，孝顺父母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从内心尊敬父母，使父母从内心感到高兴；第二层次是为父母争光，不让父母蒙受耻辱；最低层次是仅仅能解决父母的温饱问题。

从物质上的“养”到精神境界的“养”，唐朝则在养老的实践上上升到“色养”。什么是“色养”？“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何晏集解》引包咸的注解说：“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所以后人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据《贞观政要·孝友》记载：“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唐初名相房玄龄对继母也能做到和颜悦色，他的继母生病请来的医生到了门前，一定流泪迎拜；到了办丧事的时候，因过度悲伤以至于骨瘦如柴。可以说，房玄龄在“色养”父母方面堪称典范。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孝子的旌表，宣扬尊老养老，千方百计强化人们对礼德的认同感，其目的自然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弘扬了敬老的传统美德。

今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中国敬老孝亲传统美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父母在、不远游”等一些观念，已被新的生活方式所代替或者融合，但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则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苗青摄影

新闻推荐

治霸座者要有“规”可依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最近发布公告称，《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已由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近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