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文学能带来“诗与远方”吗

袁跃兴

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假期，让许多人蠢蠢欲动，早已开始制定旅行计划。不过，对于类似我这样的“身未动，心已远”的宅人来说，在家读读旅行文学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正在消弭，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欣赏全球美景，再没有哪里是神秘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诗与远方”正在渐渐消失。但旅行文学，却依然是图书市场上的热门读物。

前段时间举行的上海书展上，举办了多场以“旅行”为主题的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同讨论旅行的意义。其中，有些人的写作内容便与旅行密不可分，例如中国的行旅作家陈丹燕、日裔华语女作家吉井忍、在欧洲漫游的法国作家卡特琳·普兰等。旅行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最受用的是愉悦身心，而对于文字创作者来说，旅行更“实用”的功能便是游出了源源文思，成就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浓墨重彩。

在中国，旅行图书兴起大约与旅游市场崛起同步，从早期的传统指南类、资讯类旅游书，逐步开始转向自我表达，大 量 基于个人情感的游记及文学图书进入畅销榜单。具有代表性的《迟到的间隔年》《背包十年》等图书，让“背包客”成为行走精神的符号，也掀起了主打情怀和个人成长类旅游散文的风潮。不过，稍加观察会发现，许多旅行书中的“成长”止步于自我倾诉，“梦想”停留在文艺幻想。这些包装上“诗与远方”“理想”“自由”“漂泊”等字眼的旅行书，试图让人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丢下所有的疲倦和理想，远离繁华，走向空旷。但是，一味玩弄文艺和“鸡汤”，看似为一些读者创造了宣泄情绪的出口，却经不起现实的操练——— 人们会发现，一颗说走就走却自我膨胀的心，往往会让旅途最终不尽如人意。毕竟，用浪漫元素包装出的远方，刷的只是自我存在感，眼前所见也注定偏狭。

旅行文学并非不能谈私人情感，旅行天然具有个人的立场。作家止庵的新书《游日记》不久前出版，以日记体的形式呈现私密性旅行。但是，作者规划的旅行路线围绕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或文化主题，进行了一场文学、哲学、美学上的“有期而遇”。止庵说，“旅行是休闲，但也要认真一点。”譬如，他去了川端康成《雪国》中的越后汤泽，在小津安二郎《晚春》《麦秋》中见到的北镰仓站，在《东京物语》中见到的尾道。当他参观了太宰治故居“斜阳馆”后，坦言“如果不来这里看看，恐怕无法真切体会其家境的显赫，对于他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叛逆者，也就难以深刻理解”。在旅途中，基于过往的知识积淀，在大量互动、凝视、思考后所生发的“私人情感”，往往是“自我”的弱化而非相反。

梳理旅行文学，会发现对旅行之事格外用心的人是运用理性和情感对对象进行观察，把一个时代的文化教养，甚至是某些他们并不认可的习气清楚地展现给人们。他们看似孤身上路，其实与精神世界为伴。英国人艾伦·布思曾用128天时间步行3300公里，从日本北海道最北端的宗谷岬一直走到九州最南端的佐多岬，但仍在书中写道“你无法了解日本”。正如有人说，旅行是进入一个谦卑的学校，让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 这些旅行文学早已远离膨胀的自我、迷幻且虚假的存在感，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对读者产生强大影响的因由。真正的旅行文学不一定展示美景，但永远能引发内省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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