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宁波,当我站在三江(即余姚江、奉化江、甬江)口,看到一艘艘远航的轮船劈波斩浪而去的刹那,我仿佛又听到当年码头轮船的汽笛声、搬运工的号子声,又看到那一幕幕繁忙景象……
元代沉船再次证实元代庆元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朝廷于鄞县置明州,明州源于境内的四明山,而四明山又以“四窗岩”得名,“四窗岩”位于今余姚市大俞村,因其山崖上有四洞穴如天窗而故名。元代易名庆元府。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为避国号“明”之讳,明太祖朱元璋采纳鄞县人单仲友建议以境内有定海(今镇海)县,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府为宁波府。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1976年发现了韩国新安(今本浦)海域的元代沉船,是一艘由庆元港(今宁波)开出,前往朝鲜、日本的贸易商船,船上所载货物仅浙江龙泉生产的外销瓷器就有一万多件。沉船与大量遗物的出水是二十世纪世界考古史上一次惊人发现,再次证实元代庆元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韩国现建有专题博物馆。
宋代明州的海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北宋以前的城市,“坊”“市”分区,即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自宋开始,这种制度被彻底打破,城市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渐由政治、军事中心转向商业中心,明州成为具有贸易繁荣、农业及手工业发达、文化思想厚重之特色的浙东中心城市。
宋代明州经历了深刻的城市化过程。北宋的全部成果,在南宋初的战火中受到重创,数十年间,从平地重新崛起的明州城,因其毗邻临安(今杭州),成为京畿重地,明州的国防之责,赋税之出,市舶之重,文化之源,都使这座具有国际性质的港口城市,在南宋一代有着尤为突出的地位。
宋代明州各县之间以及各军事要地和设施之间都建立了政府管理的水陆驿站,不仅成为区域内的交通干线,也是当时全国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驿道把明州区域连成一个整体,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宋代朝廷对市舶贸易十分重视,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使明州的海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面向日本高丽、东南亚乃至地中海、非洲诸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明州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明州与日本的贸易。明州庆元港是宋代中日贸易的枢纽港。北宋时,主要是宋船往返。南宋中期后,两国商人来往频繁,向日本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钱币、商药、书籍、瓷器、字画和针织品等,日本运来的主要货物有黄金、木材和硫磺等。
明州与高丽的贸易。明州是宋元时期,中国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仅北宋中后期,明州商人航行到高丽经商的就有120次,运往高丽的货物有茶叶、瓷器和丝织品等。进口有人参、麝香和红花等,考古发现高丽的青瓷是两国通商贸易的见证。
明州与东南亚、西亚的交往。北宋时期增加了明州可通航东南亚、南亚诸国的航海权,之后明州与东南亚、西亚诸国贸易日益繁荣,明州建有专门接待阿拉伯商人的波斯馆,阿拉伯商人还在明州建立了清真寺。
元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反映了明州庆元港商贸的繁盛
宋亡后,日本镰仓幕府多次拒绝了忽必烈派遣的元朝使臣,中日交恶,元朝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和十八年(公元1281年)两次攻打日本,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基地,江南军所乘船3500艘在日本遇台风毁沉,全军逃归者仅十之一二,江南人民受苦深重。元朝与日本交兵,通使关系未能建立,但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繁盛。庆元港城置有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濒临奉化江的江厦码头是海外商客停靠的主要码头。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为收纳各项断没赃罚钞及诸色课程,庆元港在子城东南隅兴建了永丰库。2001年至2002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示遗址面积3500平方米,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元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出土文物反映了明州庆元港商贸的繁盛,本考古项目也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七千年前,当河姆渡人点燃宁绍平原文明之火,在余姚江边播下希望的种子,宁波人的根就深深扎根这片沃土。文明之树根深叶茂,文明之果枝头累累。历史见证了当年丝绸之路始点的繁荣,我们仿佛穿越了一条时光隧道,既感受了先辈们耕耘之苦,也品尝了先贤们的创造之甜。当年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宁波,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的经济中心。东方“神舟”——宁波,正高扬巨帆驶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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