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担”的记忆徐德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秦岭深山交通极为不便，通信信息闭塞，商品流通十分艰难，大沟小岔里隔三岔五就会碰见走村串户的“货郎”，肩挑着“货郎担”，手摇着“拨浪鼓”，边走边喊“鸡蛋换洋火哩……”

乡亲们听见“拨浪鼓”的响声和“鸡蛋换洋火哩”的喊声，，就知道是“货郎”来了，便奔走相告。“货郎”每到一个家门口或者村庄院落，立刻门庭若市，老老少少蜂拥而至，把“货郎担”团团围住，买的买，换的换，不买不换者也算给眼睛过个生日。在人群中，女性尤为显眼，有老太太、大嫂子和小姑娘，大家扶老携幼，有说有笑。

“货郎担”小巧玲珑，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安排顾客选购所用，另一头则专为蓄藏货物所用，有木制的也有竹编的，制作成小木箱、小箩筐式，再加上玻璃盖子，因透明而便于顾客观赏与挑选，如若选定，要由“货郎”亲手揭盖拿出方可成交。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很年轻，轻工业非常落后，加之乡下人更是少见多怪，因而对日用工业品、小百货十分崇洋媚外，把火柴叫“洋火”，把肥皂叫“洋碱”，把“香皂”叫“洋胰子”，把平布叫“洋布”，把毛线叫“洋毛头绳”，把毛巾叫“洋肚子手巾”，把铁钉叫“洋钉”，把油漆叫“洋漆”，凡此种种，唯“洋”而神奇，人们脑海里满装着一个“洋”字，就连小圆镜、小手帕、花线、花针也被称之“洋货”，特别讨女性的喜爱。

我是一个山沟里的农民家庭的孩子，因地方偏远没有学校，十岁才进学堂门。兄妹6个，我是老大，弟弟生下来就给二伯顶了房，全家7口人靠父亲劳动养家糊口。母亲因娘家家庭贫寒，9岁时到徐家当了童养媳，她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家里的鸡下的蛋舍不得吃，放到篮子里攒起来，等“货郎担”来时换些日用的小东西，如用鸡蛋换几尺“洋毛头绳”给妹妹扎个小辫子，还挺神气的。

到了六十至七十年代，县上成立了供销联社，在区上设供销社，乡上设分销店，大队设代销店，大大方便了广大群众对日用百货的购买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售。这一期间，供销社积极推行“送货下乡”，改善服务态度，被誉为新式“货郎担”，深受群众欢迎。昔日民间的“货郎担”因为被农村供销社所代替而消失。

在那个时代，农村“三社”(即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关联，缺一不可。从1962至1980年，我在农村信用社工作长达18年之久，每年要到县上参加银行“春训会”和“旺季工作会”，那时候乡下人能有机会到县城见世面，逛县“百货公司”和县联社各大门市部买东西，可谓开阔眼界，大饱眼福，感到开心、荣幸和骄傲。

此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改革开放民富国强，商品流通日新月异。在四十年改革的大潮中，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公司+基地+农户)异军突起，大小超市遍布城乡，进而网购快递、电商业务蓬勃发展，买东西不出门，快递员送货到家，成了新时代的新式“货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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