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我只是一个观察者

8月11日，维·苏·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作为英国文坛蜚声国际的“移民三雄”之一，奈保尔出生于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裔家庭，定居伦敦后常年漫游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混杂的语言特性、宗亲的血缘疏离，在理解自身特性与洞察世界文明的平衡和摇摆中，奈保尔一步步地接近、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

逃离故乡的异乡人

1932年8月17日，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座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奈保尔的祖父属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但也是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身份的高贵伴随着家庭生计的贫穷，成为奈保尔成长中的童年印记。

在奈保尔10岁时，他就想当个作家。研究者指出，奈保尔受到父亲影响，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偏爱。父亲西帕瑟德·奈保尔是一名记者，业余时间撰写小说，并始终怀抱作家梦。正如奈保尔笔下《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一样，书生气使得他在特立尼达当地人社区中显得格格不入，死时债务缠身，年仅47岁。

18岁时，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奈保尔找工作时因为移民身份饱受歧视，住地下室，不得不靠妻子教书来维持生计。

直到成为BBC的广播员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于1957年发表了处女作《神秘的按摩师》。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奈保尔童年的记忆和对特立尼达生活的回忆。

然而，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的出生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憎恨，形容其为“深渊”，并庆幸自己并未滑落下去。“我感到十分压抑，那真是再痛苦不过了。我想逃离特立尼达岛。我能逃离它真是太幸运了。毫无疑问，我已经治愈了我的创伤。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生命。”1998年，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说。

《米格尔街》就是在这种轻快喜悦的逃离中收尾的——“离开了他们大伙儿，头也不回，轻快地走向飞机，只看着眼前自己的影子，那在跑道路面上跳动的小矮子。”

在梁文道看来，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后代而产生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身份认知和焦虑，构成了他成为一位出色作家的核心。

“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在1984年《寻找中心》的序言里，奈保尔写道。

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他1987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评委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作者用文字体现了旧殖民统治文化悄然坍塌以及欧洲各邻国消亡的连续画面”，并称奈保尔的作品具有“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对于多产的奈保尔而言，他的作品中一半是小说，一半是以游记、随笔为主的非虚构作品。有说法认为，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尤胜于他的虚构作品，在他的游记中这种洞察力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视角异常敏锐，叙述一针见血，分析不留情面。

奈保尔最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就是他三次去印度旅行、采访的产物。从1964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创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三部作品。仅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印度的热爱，以及深邃的忧思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对印度的悲苦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书中，奈保尔满怀惆怅地写道。

除了印度，奈保尔还去了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以及亚洲伊斯兰国家，写出了《自由国度》《大河湾》《信徒的国度》等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伴随着对奈保尔作品阅读面的扩大、对异族文化的涉略，以及对奈保尔其人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对他“背对故土”的去国者、局外人姿态，以及字里行间透露的气息有了同情。

中国作家止庵认为，奈保尔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洞察世界的方式。“奈保尔曾言，去一个地方之前他不能预先有答案。他不仅要去看当地的报纸，而且还要看看那边的人是怎么生活。”这种方法并不讨巧，但正如奈保尔自己曾写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

置身多文明之上的批判者

2014年8月，奈保尔曾作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嘉宾来到中国，并度过了他82岁生日。

当时全程陪同奈保尔之行的止庵回忆，尽管那次上海之行奈保尔显得衰老，话也很少，但私下里仍然保持着文字中的敏锐。一次餐后，奈保尔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这顿饭是很有文化的人安排的。”而他也绝对不会因受殷勤接待而贡献应酬话，那几天不少人都希望他写写中国，但奈保尔却回答 “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写不了。”

止庵认为，奈保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少有的能够置身多种文明之上、同时对各种文明都有所洞察的作家。“后来的历史通常证明：他的观察和见解是对的。”

在《大河湾》中，奈保尔将视线投向了艰难地走现代化之路的非洲国家：在那里，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并没有立即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相反，更为复杂的种族暴力冲突又兴起了，社会没有秩序，死亡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写完《大河湾》，奈保尔宣称“非洲没有未来”。他毫不留情地说出了人们不想看到、不愿承认、更不敢说出口的真实。

正如奈保尔曾在上海之行反复提到的“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面对所有文明，他只在意讲述他眼中的真实。

“人们总觉得存在一个个单独的文化区域，事实上从来没有。所有文化一直都是交融在一起的。人们总是来来往往，这个世界一直处在迁徙之中。……我也不认为我是混合文化的典型。我总是想着我的书。”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奈保尔这样说。

奈保尔传记《世事如斯》的作者表示：“奈保尔的道德轴心不是白种欧洲文化，也不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他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

止庵说，奈保尔的作品不是描绘别处，而是处处能找到我们所在世界的影子。

“他不仅不对世界说好话，甚至就是说坏话的。但他说的坏话深刻、致命，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对于这个世界，奈保尔不开药方，但他会指出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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