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山杜克大学获准开设的第5年,75岁的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迎来了首批招录的本科生。经过精心挑选,昆山杜克从近3000名申请者中录取了首届266名本科生,其中包括175名中国大陆学生,10名中国台湾学生,以及81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新西兰、韩国、塞尔维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等26个国家的国际生。
对于这一结果,刘经南认为,“比预想的情况更好”。
然而,就在昆山杜克大学举行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一个多月前,教育部印发《关于批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的通知》,依法终止了234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原因是“一些机构和项目存在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不足,教学质量不高,学科专业能力不强,缺乏内涵式发展机制等问题,导致学生满意度低,吸引力弱,办学活动难以持续。”
一边是招生火爆,另一边是“难以持续”,中外合作办学遭遇“冰火两重天”。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6月,我国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234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1090个。
在快速增长中,既出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成功的范例,也出现了部分地区、学校和社会机构盲目跟风的现象,它们缺少可持续办学能力和学科专业竞争优势,办学质量低下,甚至从未“开张”便已“名存实亡”。
无可否认,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势不可挡,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发展。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中外合作办学要“强化退出机制”。专家认为,这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进入了转型和升级的拐点: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建设转变。
教育部表示,加强退出机制建设,可以完善从准入到退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使监管工作首尾呼应,有利于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发展,提质增效,有利于明确办学导向,依法办学,有利于保障学生和家长权益,提高社会满意度。
“中外合作办学应当名副其实。要真正给学生们提供多元的通识博雅教育,满足未来人才的培养需求。”刘经南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要让学生们感受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逐步建立国际化视野和形成跨文化思维方式,成为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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