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日本的晚清温州士人如何看待留学日本的后辈

晚清阶段，地方青少年学子的外出“深造”，通常包括两个梯级，一为府县地方之外，二为国外。而与全国多数有学子出洋的地区一样，其时温州地方读书人身至域外，年纪较轻者尚有“求学”之举，年龄较大者则多系“游历”。现今存留了一些当时的地方士人出国游历的资料，这些人并未兼具“留学生”的身份，但对当地的中国乃至温州留学生有过一些观察描述。其中乐清刘之屏曾拟于壬寅年（1902）游历日本，“困于资而中折”，之后可能在癸卯年（1903）成行；瑞安项崧乙巳年（1905）曾赴日游历，但二者存留史料甚少。瑞安黄绍箕于丙午年（1906）六至十月赴日考察，但他是以总领一省学务之“官员”（湖北提学使）的身份出国的。瑞安郭凤鸣受孙诒让推荐，至上海江浙渔业公司协理工作，1906年公司总经理张謇派员参加意大利万国博览会，郭氏“自备资斧请偕”，进而在欧调查实业状况。对此，因与题旨关联不大，本部分均不予讨论，主要讨论宋恕、刘绍宽与黄光的案例，三人均为平阳县人，游历的目的地均为日本。

先是宋恕。早先在上海期间，宋与日人来沪者，如山根虎臣、冈千仞、馆森鸿等即有交往，唯因宋不通日语，此类交流多以笔谈方式进行。相对其在津、沪、杭等地的经历，宋对乡里学务介入不深，不过在一些地方士人眼中，他仍属于早年见过世面、甚为了解外国情况者，这里的“外国”自然也包括日本。至1902年，居乡的孙诒泽还曾写信向他请教：“彼邦《公学章程》如有藏本，幸乞赐览！现坊间有《日本游学指南》一书，其所列章程是否确实？务使示知。”而他实际游历日本，则要到1903年。宋于该年五月间抵东，闰五月初抵横滨，与早先来此的孙诒棫同往东京，之后便住在孙寓。在日期间他与家人频繁通书，而因身为孙锵鸣的女婿，其留意最多的在东学生，便是与之同住的锵鸣少子孙诒棫。

该年宋恕42岁，孙诒棫（1880-1925）仅24岁。其实孙诒棫早先已成生员，但向不喜八股，如前所述，辛丑年得知八股废，还曾火烧时文刻本。1902年居乡的孙诒棫改名孙任，字季重（原字季芃），并在给宋恕的信中称：“《新民丛报》已阅过两号，余尚未寓目，渴望无似！近来风气大开，译籍日精，我党生今日之世界，岂非极乐之大幸福乎！……敝邑士气大振，甲乎我郡，《新民丛报》亦买至四十余份，……游学日多，成效既著，洵可羡也。弟自去年发愿游学日本，至于今日无一日不神往。渺渺扶桑，我心依依，阻力膨胀，抵力棉[绵]微，洵人生一大恨大愤事也。”对外面的“新”世界怀有无限向往。其兄诒泽亦称，诒棫与诒泽之子延曙均“慨然有同东之思想，然其志虽大，此血气之盛耳，未敢令其前行”。据诒棫后来所述，此次东游之费，系“庶伯母、嫡母及容兄成之”，“容兄”即其堂兄孙诒让，孙诒棫向他借了一百元，共向家人借得二百五十元，作为旅东之费。

癸卯年正月间，孙诒棫终得成行；闰五月间，宋恕入住其东京寓所。该寓所似是一间小客栈，初到的宋恕尚未摸清状况，径自评论道：“温州留学生独季芃最能刻苦，平日于点心水果从不稍买，亦不出门乘车，真学界之志士矣！”

后二人一同往看大阪博览会，游京都。然而在此期间，宋已察觉孙的精神状态有异，一月以后给妻子的信中称，孙诒棫“在此颇抑郁，曙（指孙延曙——引者注）来难矣！”宋自己在日本，始终游兴颇浓，且与日本学者频相往来。而据他所称，孙诒棫“与留学生，除本郡人外无一往来”。9月初宋复作信称：“芃不与日本人来往，亦少与我国人来往，终日在内，与去年渐若两人，热极而将冷矣。”据此，可能孙诒棫数月以来一直未曾正式入学，当时留学生统计表中孙的“预备入校”，或即是指此“无学可上”的状态而言。

同期宋在家信中，对当时同乡留学生的总体状态也有过描述，称：“温州人在此共二十人左右，惟我留辫旧服，王鲁帆（一作鲁璠，即永嘉籍留日学生王鸿年——引者注）留辫而亦改服，余皆断辫且改服矣。端卿、同庄（瑞安籍留日学生黄曾锴、林大同——引者注）之归，皆以数元买假辫用之。”而这一外貌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精神面貌的大变化，宋后来复称：“日人轻视中国人，成城学校、弘文学院之类均专为中国留学生所开，……断发易服，大半取便于宿娼；爱国救民，不过求销其报纸。……此间一千留学生中，如芃之真有热心者殆不满二十人，如之何不冷？”这里或有在妻子面前，为妻弟说好话的意味，但宋总体上对包括同乡学子在内的留学者持批评态度，应是确凿无误的。这种批评且包括政治层面，如家信中曾称：“现《江苏》杂志、《浙江潮》等皆为大逆之报，明反皇朝，可嘱曙不可买阅。”而孙诒棫似曾给《浙江潮》投稿，宋特意在家信中托妻子请其兄孙诒泽等出面，致信劝诫诒棫“不可再入演说所、再作《浙江潮》”。与日人笔谈过程中，宋还提及孙诒棫“不服皇清”，乃是“不知天命”。

在另一面，孙诒棫“游而不学”的状态亦是宋恕时刻担心的。至9月18日，因客栈装修房租涨价，温州人均搬离原先寓所，宋与孙诒棫始异处而居。孙诒棫由此移入神田区劝学书院，开始向日人平林氏学日文。但学习时间似乎不长，不久宋恕即在家信中称：

芃为彼都现象所震夺，颇有如痴如醉之状，毫无兴致，寸步不出游，终日闷坐。且学语太不近性，虽已半年，且从过数师，于日语仍未有门径，早生厌倦，又不肯入学校，我甚为之惜。且性太孤冷，不出门访一同国之学生，本国普通话亦未有门径，虽与我同往看博览会，而亦毫无兴致。如芃之天性，决不宜于出门，看来今年以后彼无出门之念头矣。我再三劝其入学校，芃总不肯，察其心甚灰冷，与去年忽又如两人。由其天性太厚，故不耐稍受摧折也。（本年芃到日本，大受温州同乡诸学生王君鲁璠等摧折，近日至无一人与芃往来稍密者，皆以“痴人”冷笑之，可怜！）芃又太不解待客之例套……而日人亦最重仪节，故亦甚少相投之人，现惟劝学书院之主人待渠尚有情致耳。要之，芃于世故人情实为丝毫不解者，故出门处处掣肘。我虽屡加规劝，而无奈渠总不能有进步，且研究之性质亦短，于讲海外实学去之亦尚远，而又不肯安心作闲散人，将来恐不免有抑郁成疾之事也。

在宋看来，孙诒棫到日本后旋由“极热”转入“极冷”状态，且被早先到东、并得正式入学的王鸿年等同乡人嘲笑与孤立。之后宋又在家信中称，孙诒棫始终不肯出门，“谓：“出门数步，只须见满街女学生，便闷不可言。”盖渠遇日本每事必回念本国而生比较之慨，所以悲不自禁也。”久留仍将无益，于是11月底，宋又移回孙诒棫居处，旋与之一同回国（癸卯十一月）。后在致孙诒泽的信中宋恕称：“季芃今年之游，于人情世故大有进境，从前痴想尽撇霄外，人固不可不游历也。”这应只是一些安慰的话，孙诒棫此次赴日，基本一无所获，这一点他自己后来也坦率地予以承认，称此番“宏愿无成，虚费其金”，仅买得一“厌世达观之价值耳”。

然而，孙诒棫之后也未如宋恕所设想的那样，再“无出门之念头”。乙巳年十二月，在前次路费尚未偿还的情形下，他又向宋恕借得洋二百元，再次东渡日本。据他自称，此次东游主要是为著三部书，“胪举浙才，宣大遗小”的《浙史》，“搜择域中古今有关种族、政治、学术、风化者”的《夏史》，以及“辨择宋、明遗民知保种者”的《痛史》。也即孙诒棫意欲靠着明确反对满汉种族之辨的宋恕资助的学费，“寝食于海外诸图书馆”，以撰作显带排满气味的著作。在日期间，他还改名孙遗，字遗之，并在致宋恕的信中提及《民报》，称“其中论议渐合论理”。此番游历，孙诒棫似同样未曾入学，且三书未见写成，其第二次留日的表现，可能依然未合亲友的期许。但此番他到底还是在日居留到了丁未年（1907）五月，方才动身回国。

1896年9月25日（光绪丙申八月十九日），宋恕（1862-1910，后排左三）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孙宝瑄、吴嘉瑞、胡庸共七人合影于上海光绘楼。

相比之下，1904年赴日游历的刘绍宽（时年37岁），出洋的目的要更为明确，即是为考察日本学务，以为地方借鉴。刘绍宽的四弟刘福泉原议往日本留学，但不久以经费难筹罢议。该年八月初二日，刘绍宽与同乡友人陈慕琳一同起程赴日，八月廿一日抵达东京。对于当时的留日学子，刘亦有所接触，如在出行的船上，就有两名平阳籍留学生殷汝骊与宋诚。八月十七日他又评论称：“此次同舟华人四十余，商人惟二三而已，余皆游历员及留学生也。然则吾国学界膨胀之力，固较前为巨已！”抵达东京当日复称：“询悉吾瓯留学者，现有三十余人，而瑞安实居三分之二，学风之盛，非特为吾郡之冠而已。”廿二日日记中更是提及：“余察中国游学于东国有五善：地属邻国，来往甚便，学费不巨，一也。学科参酌欧亚，编制完备，于中国最适宜，二也。学生来此，能顾名誉、顾国体，三也。既无上海繁华之气习，又多外界激刺之感情，爱国之心易发，而公德亦易培养，四也。中国二十二省，为二十二国界，来此则彼此交际，反易团结，五也。”廿六日又记：“中国派遣出洋学生，多以无出身为嫌，即中国各学堂亦然。不知学问培养智识道德，即培养心志，与饮食培养口体一也，岂待利禄激劝哉！”称留学易于培养国族情感，又强调留学生务必一心向“学”。只是浙籍学生入学率，在他看来依然偏低，如《东瀛观学记》八月廿二日称：“惟浙江现无官派，其自费者不能开班，率附他省，颇费周折，故学之者甚鲜。”

之后刘及其友人在日考察学务及法院、博物馆等近代机构设施，并到处搜书购器，以为地方学堂之用。其间他也曾与日人议及留学问题，因其不通日语，交流的具体方式，据说是清国外务部派至日本调查学务的“北京吴翰林某”带有翻译一人，刘氏稍后得以随从考察。九月初二日，刘氏参观麹町区日比谷町第一中学校，校长胜浦鞆雄对他说：“中国派遣留学生者，大率年已长成，来习速成师范，为一时弥缝计，非百年之计也。应派遣年少者来入中学，宽以岁月，使于各学盈科渐进，以底于大成。”在此刘氏未留评论，但此条既已记入日记，复记入所作之《东瀛观学记》，足见刘对该意见的重视。至民国年间，他对此条复作按语称：“此说极是，今中国学、政两途，无一不坏于速成，真是补苴苟且之计。”

九月十六日，刘绍宽参观士官学校毕业试，称中国留学毕业生92人，浙江17人，温州4人（林调元、黄瓒、陈蔚、游寿宸）。十月初四日，又在同乡留学生许燊、林大同等的陪同下至三省堂购买中小学课本。十月初七日，与温处留学生在神田锦辉馆会议，赞同设立温处学务分处之议；廿二日即起程回国。回温州后，刘将在日所记选编成一部《东瀛观学记》，请孙诒让作序。书中重点介绍日本的兴学经验，对留学生的状况只是简要描述，并未见太多评论。

左：温州市图书馆编《刘绍宽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2月版。右：左书内页，刘绍宽（1867-1942）像。

最后要举的例子是平阳士人黄光。丙午年（1906）秋，他与同县友人姜会明（字啸樵）出游日本，历时五月。当时黄35岁，系一不甚年轻亦不甚老的年纪，而此行的目的之一，则是送其子黄弢赴东读书。此后姜氏亦“留学法政”，黄光先行归国。在日期间他作了不少诗，后结集为《樱岛闲吟》，唯因“语多忌讳”，至1930年代方得面世。黄、姜二人此行主要是游览名胜古迹，而对关涉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景点（如马关春帆楼等）亦颇关切。其间东京神田锦辉馆有革命党人聚会（似即章太炎获释后的欢迎会），黄光对此评论称：“生子当如孙仲谋，章华才气亦鸾俦。锦辉夜半雄谈会，莫忘中邦泣楚囚。”对孙文、章太炎等人的革命行动甚为嘉许。另外似还曾与宫崎滔天会面，并称“孙、康两党人之在东京者，均甚落拓，余常晤之”。

至于留学生，他曾与留日平阳学生宋诚、杨悌等有过往来；叙及湖南一留学生“突然回国”（似即刘道一），黄判断其“必有所为”。不久即爆发萍浏醴起义，消息传至东京，瑞安留学生王鼐卿“宣传最力”，曾炫耀自己因此“待遇增厚”，被日人尊称为“御座”，黄则对此置之一笑。旋又作诗称：“几人壮志赴扶桑，虚牝黄金亦可伤。”诗末注：“留学者惟华人最奢侈。”复称：“入唐求学多成器，此日留东意在何？公子裼裘侬改服，恐谋邦内动干戈。”对日人昔派遣唐使至中土学习，今日中土学子反而大批赴日学习、却又不甚珍惜此学习机会表示感慨。总的来看，此时的黄光固然与同乡宋恕有异，明确倾向革命，但对留学生的“本职”——在外求“学”的情况，亦表示了些许担忧。

左：马允伦编《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右：左书内页，黄光（1872-1945）像。

以上大致描述了其时关乎学堂教育的资源分布情况，及地方士人对此的态度。概言之，在科举时代，由于文教与行政双重意义上的边缘性，温州士子同样具有“外向性”，但这主要限于“抡才”环节，“育才”环节的一些表现，如在杭、沪等地的书院求学等，基本是由抡才环节衍生而来的，故基本是个别、零星的。在新学制下，这一“育才”环节的外向性，乃至为制度所要求与“强化”；关乎温州地方的、区域性的文教资源分布不是走向平均化，而是显露出更为严格的纵向级差。可是，操持地方学务的老辈士人对此亦非拒斥，而是主动促成晚辈学子之外送，这既关乎他们对于外界国族形势的判断、对学堂为“国”育才的期许，也关乎其在乡之传统特权地位的传衍。只是问题在于，一方面，相对老辈的士人无论支持排满革命与否，往往强调学堂生首先应专注于求“学”这一“本职”；在另一面，进入国内通都大邑乃至国外的学堂，往往意味着求取本地教育无法达致的高水准之“新学”，新旧学之间，及学业与其他诉求间的关系具体如何对青少年学子构成考验，这些老辈地方士人似乎已难给出清晰且前后一致的估测。年龄的差异遂与地理因素相结合，使得这种苦心营构的连续性颇易受到外界舆论影响，而让位于在“同质”与“异己”之间摆荡不已的笼统评判。就此而论，代与代的同质性建构，并非迅速遭到放弃，而是“逐渐”显现为一种“貌合神离”；一种类似后世所谓“代沟”的观感，更多还是在这些老辈地方士人对自身阶层认同之延伸性的强调或想象（而非对传统阶层认同之“末运”的明确肯认）中，得以萌蘖并不断滋长。

（本文节选自徐佳贵著《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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