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电影的“社会性”成为一大特色最真实的生活反而是影像难表达的

“平静之下,波澜四起”,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一贯温柔且残酷,他的新作《小偷家族》不负众望捧得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成为第4部获金棕榈奖肯定的日本电影。8月3日,《小偷家族》在中国上映,距离其获得金棕榈大奖尚不到三个月,影片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引进国内,这位日本导演在中国的人气可见一斑。

婉拒了政府的表彰

创作“微小的故事”

戛纳赞誉而归,是枝裕和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就连乘坐出租车,司机都会夸他“真棒”。6月8日影片在日本上映,已经成为是枝裕和导演最高票房作品。

日本政府也向他发起表彰邀请,但是是枝裕和婉拒了这些“荣誉”。6月7日,他在博客中谈到此事,称在回国后收到各种表彰邀请,但已一一拒绝:“明明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事情需要商议,却因这种私事占据会议时间、新闻版面和电视报道,感到心有不安。”

在是枝裕和看来,当今社会正逐渐陷入掌权者们的“宏大故事”中,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与这种“宏大故事”进行对抗,并持续不断地创作出与“宏大故事”相对的、多种多样的“微小的故事”,这样做的结果,将让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是枝裕和希望表彰之事可以就此告一段落,而对于电影的讨论,则请务必持续进行下去。是枝裕和说:“即便在如现在这样的‘和平时期\’,我们也该与公权力保持距离。”

在是枝裕和看来,电影就是要对日常生活进行丰富的描述,并且把它真实地传达给观众,“人”比“故事”更重要,而细节更是决定一切。“人生不就是一点一点这样的小细节积累而成的吗?最真实的生活反而是影像很难表达的。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跟画素描一样,有意在很细微的地方进行创作,对人的观察和描写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不会根据主题、内容来决定摄影机的位置和镜头,而是更关注拍演员的感情,越来越靠近人。”

受侯孝贤的启发

成为一名导演

是枝裕和年轻时想当个小说家,后来觉得自己无法成为靠写小说吃饭的人,就把目标换成了写剧本。加盟TVMANUION制作公司后,他去中国台湾采访杨德昌和侯孝贤,拍摄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时,“侯孝贤说自己的理想是希望帮助亚洲的年轻导演超越国境界限进行电影创作,我深受感动,决心回到日本成为导演。”

是枝裕和表示,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想做的是剧情片,二十六七岁时做过电视剧,是一个五十多人的剧组。他觉得自己太年轻,还不足以把握,后来偶然有机会做了电视纪录片,剧组只有三四个人就可以完成,做完之后感觉收获很多。“因为这种人数少的形式对我来说比较合适,而且通过这种拍摄有新的发现,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刺激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做一些这样的纪录片可能对以后做剧情片有帮助。”

由于是枝裕和曾拍摄了8年电视专题纪录片,因此他电影中的“社会性”成为一大标签,也成为其电影特色。是枝裕和最擅长在温情和美好的背后揭露伤感与残酷的真相,《小偷家族》句句在质问家庭和亲情的定义,锐利如刀。所谓“小偷家族”,偷的不止是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更是一种能够让灵魂产生幸福错觉的情感羁绊。导演一手搭建了“小偷家族”,也一手“毁灭”了这个家庭。家人之间的爱有千千万万种表达方式,但无论是带着善还是沾染了恶,所要传达的都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人情”。电影既敏感捕捉家族成员人性的善,又冷静审视社会的恶,既温情又冷酷,既琐屑又简练,其背后所折射的现实更能发人深省。

虽然以前人们常把是枝裕和与小津安二郎比较,但是,是枝裕和说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不会考虑自己的风格。“比如有台风的时候,我不是去拍摄台风,而是拍摄台风过去后的海边会有什么东西,或是台风到来之前的人物状态,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家庭题材拍了很多,但是对是枝裕和来说,这个题材还远未拍够:“我觉得有很多主题还没拍,以前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完全是以儿子的视角拍了这样的家庭。后来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也当父亲了,这个时候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到了60岁依然去拍家庭题材的话,角度会有所变化。”

而对于自己的高产,是枝裕和说其实他脑海里一直会有三个左右关于新片的想法在同时“运转”。“它们处于不同阶段,所以我不是一部拍完之后再从零开始,但如果这个量再增多的话可能就不行了。我的年龄不小了,体力也不行了,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快的速度。”(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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