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司法我们不能模仿

有关改革的会议多、方案多、文件多、口号多，具体改革措施落实较难。在不少地区和部门，改革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些干部群众缺乏改革创新精神，使命感、责任感不强，不敢想、不敢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美国法律创造了太多权利

美国司法第一个问题是案件堆积。美国每万人有3300个案子，中国才几百个；美国一年的诉讼案是1亿，我们现在还不到2000万。而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我们学美国，一年就有4亿的案子。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健讼呢？因为法律创造了太多的权利。

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只有20万律师，现在有在职律师130万，1万人里面有43个律师。中国现有30万律师，需要增加10多倍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这对中国来说是法治之福？是民主之福吗？肯定不是。律师过多，就会制造过多的矛盾和诉讼。美国的律师不断创造权益和纠纷。比如房屋租赁合同之类小事都必须请律师，没有律师是不行的。律师不可少，但不能失控，如果失控，这个利益团体会大幅度抬高人均生存成本，绞杀市场经济，绞杀其他的利益团体。律师多了以后，案件更多；案件更多，律师就更多了……这就是美国。美国司法不如日本好。日本犯人少、监狱人很少，说明国家制度不靠强制去推，制度合理，人民愿意自觉遵守。通过不断把人给抓进去来推行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有问题的。

美国监狱规模过于庞大

美国司法第二个问题是监狱人口高居世界之首。号称自由的美国人口只有世界的5%，监狱人口却占世界的20%以上。每100个美国人，就有1个关押在监狱里面，在押人口高达220万到230万。按照这个比例，我国会有900多万人在监狱里面，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是180万。此外，美国的各类看守所，每年还有1100万人进进出出。还有85万人处于假释，390万人缓刑。

美国的法律越多，罪犯越多。如一个14岁女孩被捕，因为在地铁吃薯条；一个60岁的老人被捕，因为他在家里面签订兰花买卖合同，据说不符合国际条例。美国监狱每年要花费800亿美元，州监狱的犯人，年人均财政支出3.1万美元，联邦监狱2.9万美元。而读普林斯顿大学一年也才3.7万美元。上世纪60年代，黑人监禁率是白人的1.5倍，2010年黑人的监禁率是白人的6倍。2005年美国30个州释放了40万犯人，跟踪研究显示，三年内重新被捕率67%，五年内重新被捕率76%多。很多人终生住监狱，进去了放出来几天又进去了。监狱会培养社会的掘墓人，没有几个人被关押了五年之后说感谢政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向监狱送人。美国用监狱治国不应该学。

把纠纷大量导向法院是不对头的。因为大量的人力资源在行政，为什么不去改变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呢？应该把有些行政上访的机构改成裁判所，土地问题归土地裁判所，劳动问题归劳动裁判所，先化解80%到90%，剩下的去法院打官司。官司少，法官才有时间、精力把案子断好。所以，应该把行政复议、行政裁判、民事调解搞好，动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纠纷，减少司法成本。

很多人认为，美国一直在进步。其实，美国这几年无论民主还是法治，问题都很多。我跟一些美国法律人士说，我们的一些制度值得他们学习，比如中国的治安处罚解决了很多问题，用15天就把事办齐了，又没有犯罪记录，也不影响职业，美国应该学习中国，但他们全部嘲笑。（摘自“凤凰评论”）治安问题取决于三个因素

为什么中国能拥有远超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治安水平？来自“知乎”上的这个分析受到读者的好评。作者neo anderson认为，治安问题取决于三个因素，政权对犯罪的态度如何，政权拥有技术手段和财政资源如何，民间文化对犯罪的认可度如何。

其中，第一个因素是决定因素。第二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第一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犯罪行为采取宽容忍度的国家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巨资，打击犯罪。何况，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足够的经费，也未必有效打击犯罪。反过来，一个经济条件较差的国家，如果对犯罪采取低容忍度，则完全可以采用全民动员的方式打击犯罪。第三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第一和第二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大案必破、枪案必破、命案必破的国家，一个“打人犯法、杀人偿命”的思维已经深入人心的国家，民间自然对犯罪有戒惧心。反之，一个杀人未必偿命，死刑未必执行，大案未必破案，未破枪案、命案堆积如山，只要犯罪嫌疑人有资金请得起律师，律师拼命矫情，就有极大概率逍遥法外或者逃避应有惩罚的国家，民众自然不忌惮犯罪，甚至会试图效仿某些罪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许多律师为了扬名立万，也愿意接一些影响力大的棘手的恶性案件。他们很清楚，能让恶贯满盈的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必然能让自己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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