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物大器 见色见空

□林颐

金瓶梅》是一部大书。书之大,常由细小而发微抉隐。《金瓶梅》品鉴纷纭,扬之水女史这部《物色》,觑得之关窍,先见副标题——金瓶梅读“物”记。

《金瓶梅》作者何人,不可考,然其对世情之洞察,难有匹敌。比如第九十六回,春梅故地重游,悼亡怀旧。怎样写呢?重点描述春梅与月娘围绕“床”的一番谈话。春梅行行,到了金莲房里,但见“止有两座橱柜,床也没了”,原来卖了。“卖了多少银子?”“止卖了三十五两银子。”一片萧然,此情此景,看客亦心下惘惘。

床是恩爱之地,岂不料,云散雨歇,不过旦夕之间。金莲的床是一张螺钿床,紫纱帐幔,锦带银钩,是她费尽心机央求西门大官人特特花了六十两银子买来的,因李瓶儿进门就带了这么一张金贵的床,孟玉楼带来的则是一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瓶儿、玉楼皆有资产傍身,金莲却是踽踽一人,“床事”凸显金莲寒酸身世,凸显金莲命薄气盛,凸显金莲唯有倚靠西门庆不可靠之宠爱的困兽境地。

扬之水称《金瓶梅》叙事有“潆回之致”。自第七回始,至九十六回收结,三个妇人的三张床,“正是撩起微澜的一笔”。这是一笔,他处还有一笔笔。《物色》描摹金井玉栏杆圈儿、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鞋尖儿上扣绣鹦鹉摘桃……十个章节,十样物件,一笔又一笔,写物也写人,写人也写世,既是一部物质文化史,也是一部另类的文学批评。

《金瓶梅》的场景设置在北宋末年,然而内里包裹着明季的世俗风情、生活理念。作品成书年代难以确考,根据现有资料,大致推断在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当此时,中国的城市经济繁荣蓬勃。新兴的富商阶层为了显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力宣扬炫耀性消费,而处于转型之中的文化精英则纷纷打造自己的时尚品位。文震亨所谓的“长物”(奢侈物品)强化了器物的社会意义,宣告了所有者的特权地位。纷繁华丽的器物大量出现在《金瓶梅》里,原因正是如此。奢侈品创造了一个场域,支撑起《金瓶梅》人物的感官世界。

酒色财气,满纸烟华,利禄富贵,欲壑难填。三张床,见证几位主人的爱恨情怨,见证一个家族的盛衰荣辱。就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器物从来不是死物,从来不只是道具,具有高度象征化的“意象”。人与物的离合,必然与偶然,宿命与转折,在长篇小说中,个人获得腾挪转移的充分演绎,个体命运从而成为社会图像缩影。

《物色》搜罗《金瓶梅》器物,图文并茂,有许多女眷的装饰用品,璀璨耀眼,美不胜收。一点油金簪儿,一套银丝髪髻,一双罗袜粉履,织什么花样,镂什么图案,题什么言辞,都极其讲究极其细致。它们曾经戴在她们的身上,装点她们的美丽,并且惹出了不少回合的呷酸吃醋,平地风波。实则,美人也是装饰品,年轻漂亮的女性与引发欲望的饰物,放置在一处,皆是被消费被赏鉴的愉悦对象。

《物色》最后,《附:西门庆的书房》。我以为,这是扬之水颇有用心的安排。西门庆的书房,藏污纳垢,风月花草,上演诸般情事。此外,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金瓶梅》第三十四回,借帮闲应伯爵之眼,“进入仪门,转过大厅……”一路写了园林风景,进了书房,又写了“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而我们知道,西门庆是商人并非文人,园林设计的匠心,室内装饰的考究,这种风雅情趣的养成,不正也说明了文化资本的社会变异?《金瓶梅》写器物极用心,单从每件器物的名称,就开启了一种生活方式,奢靡风流,宛然入目。可叹到最后,物是人非,良辰美景奈何天。

扬之水桩桩分解,不囿于《金瓶梅》,延宕至各类相似考古文物的比较,很见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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