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战火纷飞下的勤勉学人 □禾刀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作者:郑天挺点校:俞国林出版社:中华书局一直以来,西南联大的累累教育硕果为人惊叹: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因此,近年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出版著作始终“高烧”不退,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纷纷变成了铅字,读者们更是争相打捞西南联大教育奇迹的秘诀。由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这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时间从1938年1月1日至1946年7月14日,刨掉中间郑天挺偶尔未记录或者遗失的部分,现存的这部日记前后历时近八年,总计86万字。单从文字数量来看,可谓沉甸至极。

郑天挺的日记基本涵盖了整个西南联大(1938年4月～1946年7月31日)时期。身为西南联大教务长的郑天挺在忙着躲避飞机炸弹、处理繁忙工作、潜心教学之余,始终坚持每天写日记。

作为著名清史研究学者的郑天挺,写日记时并没有刻意注重词藻,反倒尽量剔除感情色彩,力图原原本本地记录身边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日记有话则长,长的多达数页；无话则短,短的不过寥寥数语,颇为简练。就日记内容来看,多为处理日常校内事务、学术研究、人客往来,还有他对民生对战争的观察。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当是,郑天挺始终是一个有心人,无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以亲身方式体验民生,对战争年代各地的物价进行抵近观察。所以他的这些文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民众生活现状,也是经济学者用来研究抗战年代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

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最为人称道的美谈,莫过于他数度坚辞西南联大教务长一职。1940年1月,前任教务长沈履教授辞职后,力荐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继任。然而,郑天挺“决意读书”,对于这个送上门的“馅饼”坚辞不受。虽然杨振声、冯友兰等学人上门做工作也未能打动他。

郑天挺更看重的是自己教书育人的本分。后来虽然出于维护几所大学关系的原因,“暂时牺牲”个人利益勉强为之,但此后他又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一再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不过,虽然郑天挺接受教务长一职时颇不情愿,但真正接下这这份工作后他一点都不含糊,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敬一行。在此期间,校内大到费用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工作,小到教职员工间的普通矛盾,他全都一一过问,勤勉为之。正因为他“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所以也积累了大量口碑。

郑天挺最为突出的成就无疑是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清史方面的造诣。傅斯年就曾评价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他人所不能及”。学术始终在郑天挺所有工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主任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1939年5月31日)。郑天挺真正做到了与学生同吃同住同休息。另一方面,在西南联大的几年,郑天挺坚持住在集体宿舍,虽身为教务长,却从不谋私。

郑天挺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学者本分,始终坚持读书学习。他“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间拼命读书”。在日军轰炸昆明最为频繁的1941年,郑天挺在日记中除了对日军暴行有过较为频繁的记录外,另外记的比较多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日常作息,即每天七时或八时起床,九时或十时“入校治事”,由于战乱,日常工作明显较以前多。再一个就是对读书孜孜不倦,经常读到深夜。

如194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就写道:“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同年2月26日这天,日军先后三次轰炸昆明,一般人早就折腾得筋疲力尽。在这天的日记中,郑天挺对日机队形和轰炸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然而在日记末尾依然没忘了写上,“九时(夜)半归。读《典故纪闻》”。

像这样记录深夜坚持读书的日记实在太多。郑天挺把跑空袭警报当成家常便饭,空袭一过,该同大家讨论学术的讨论学术,研究校务的研究校务,读书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郑天挺面临的困难一点不比别人小,何况远在北京他还有四子一女需要抚养。当时,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迫于生计,开始码字赚外快以贴家用。对此郑天挺当然要记上一笔,“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1944年1月7日)。在郑天挺看来,再穷再苦再难也不能失掉学人的气节。

郑天挺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仅以一篇小文显然不足以概括其分量之重。但咀嚼郑天挺在战火中写下的这些日记,我们大抵可以想象得出,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大师的摇篮,显然毫无半点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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