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中庸 ◇ 徐晋如

芳馨悱恻，是中庸之道在文学中最完美的体现。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庸之道就是无过无不及，凡事讲平衡。这是把庸常乃至乡愿无原则当作了中庸。中庸的本义，是中和之为用，意谓只有锻造完善的人格，才能与人和谐相处，并进而有所用于世。完善的人格，包括了守正不阿、择善固执的情操。正如《中庸》所云：“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矫，是刚强的样子，强哉矫，就是矫矫乎强哉。孔子所倡导的，是中和而不放任，独立而不偏倚，不因时政、社会风潮而有所改易的君子人格。烙上孔子精神印记的君子，带有极强的悲剧色彩，为了心中坚守的道，爵禄可辞，白刃可蹈。他们是最有信仰最有操守的一群中国人，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群人不计个人的得失荣辱，为民请命，阐旧邦以新命，自觉抵制夷狄的落后文明，这才有了延绵不绝的华夏文明，这才有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屈原正是在这群人当中一个极闪亮的名字。

屈原是一位毕生实践儒家信仰的圣贤。屈原与楚同姓，对楚国人民、楚国文化都寄予了深沉的爱。他身处国势日蹙的楚国，先后遭遇的两位国君楚怀王、楚顷襄王都昏庸无能，偏信奸佞。数次遭到流放的他，心中郁积，无以遣排，一发为辞赋，情至郁，辞至美，横绝古今。因其心中郁积的是眷眷之爱而非睚眦之怨，这才能芳馨悱恻，沁人心脾。他的一首“随笔”式的作品《橘颂》，礼赞这南国的嘉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气质，这正是《中庸》里“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诗性表达。至于“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更明显是在秉持着儒家“慎独”的精神操守和“与天地参”的人格理想。

古希腊的悲剧，描写的是高于一般人的神或英雄，悲剧主人公在抗衡命运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一走向毁灭的过程，震撼人心，带给人以崇高的美感。而屈原本身就是高于一般人的圣贤，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作家只是在创作神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屈原用自己的生命在实践着悲剧美学。他的人与他的赋合而为一，无容割裂，因此比古希腊悲剧更加崇高，更加彻底，也更加伟大。屈原不是诗人，但他却是最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是最有诗的灵魂的不朽之作。

《史记》中记载屈原投江之前，与渔父的一番对答，就是诗性的灵魂与庸常的灵魂的对话。渔父所理解的圣人，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识时务者”，这样的“圣人”，可以随流而扬波，饣甫糟而啜醨，在权贵那里分一点残羹冷炙，在庸众那里获得一些廉价的掌声，然而，这样的“圣人”，注定不是屈原这位真儒的选择。试想如果所有的读书人，都在做这样无原则无底线，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圣人”，今天又如何会有中华民族？早就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屈原则如何呢？其志洁，其行芳，不容于世，而忿怼投江，他因内心真诚的愿望而走向毁灭，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悲剧诗学，故其作品才成为崇高的典范。东汉史学家班固指责他“露才扬己”，以为不合儒家之道，这是对中庸之道缺乏真切体悟的谬评。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看似精神洁癖，却正是《中庸》“择善固执，守死善道”的身体力行。——摘自《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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