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贪腐年轻化”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2013年浙江省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35岁以下者占291人,比上一年同期上涨了167%,其中25岁以下者27人。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3年间,该院查办的33名涉贿案嫌疑人平均年龄45.8岁,其中个人涉案金额最高达2454万元,平均涉案金额为182.4万元。
青春时节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节,青年干部是大展宏图、前途无量的群体。然而其中一些人还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却迅速成为贪污腐败分子,沦为令人不齿的阶下囚,不仅自毁前程,而且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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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年轻干部落马引热议
近日,80后年轻官员落马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媒体梳理发现,中信银行南昌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姚蔚(1982年1月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天津市西青公证处主任田健男(1983年2月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韩勇(1981年3月生)涉嫌受贿,已被刑拘……《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称,这些受提拔重用、身居要职的“青年才俊”,本应凭借“高学历、专业的知识技能、创新的思维、敢打敢拼的冲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却在风华正茂、前景光明的时刻陷入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淖,令人唏嘘,又催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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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现象”:腐败年轻化趋势显现
事实上,年轻官员落马引发关注在近几年并不鲜见。2012年,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原副局长、年仅32岁的肖明辉收受1611万元“好处费”,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引发舆论哗然。这位出生于1980年10月的清华土木系硕士生,毕业后作为人才被引入土地局,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因个人能力突出迅速受到重用,不到两年就成为副局长,还获得“洋浦十大杰出青年”“海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就是这样一位顶着诸多耀眼光环的杰出80后,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终因受贿金额巨大锒铛入狱。统计媒体报道和纪委公开通报可见,在近几年的反腐过程中,已有数名像肖明辉一样的80后年轻官员,在刚刚走上领导岗位后禁不住金钱、权力的诱惑,突破了法律和纪律的底线而腐化变质。
此类年轻干部因违法违纪自毁前程的案例时有发生,舆论将这种腐败年轻化趋势归纳为“35岁现象”,即年轻官员尤其是35岁以下的领导干部,“应当是未来担负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中坚力量,对个人而言也是前途无量”,却信奉“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在这样“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扭曲畸形的人生观下走上不归路。2017年中央纪委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曾披露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处长袁卫华,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以案牟私,大量收受财物,落马时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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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组织要把好“三关”
有媒体总结落马的年轻官员,发现他们大抵都有以下共同特点:在培养选拔时,年龄、学历、专业等“硬指标”是关键性考核要素,而思想品德、廉洁自律、理想信念等“软指标”则被抛在一边。
可见,要防止年轻干部沦为“阶下囚”,除了增强他们的自身修养外,还要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严管厚爱年轻干部,需要各级党组织严把“三关”:
首先要把好“入口关”。必须在入党、提职等重要节点全面地考察年轻干部,注重他们的日常表现,特别是与群众打交道的态度和做法,面对艰苦任务、名利诱惑时的选择和取舍,更好发现和重用真正对党忠诚、积极奉献的年轻干部。
其次要全程坚守“教育观”。要始终狠抓教育管理,实现教育的日常化、经常化,引导年轻干部时时锤炼自己的党性,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胸中,把纪律的红线记在心里,时时处处自警、自省、自律。
第三要把好“监督关”。健全完善更加科学有效的年轻干部监督管理机制,做到既不揠苗助长,也不刻意打压;既不过度信任,也不妄加质疑;既给梯子“扶上马”,也给拐杖“防摔跤”,让成长进步越快的干部越习惯在监督下工作。
选拔年轻干部遵循六字诀
复旦大学研究生李向雷,不到33岁便担任广东省公路局副局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公路局副局长,37岁又升任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本可以在令人羡慕的人生轨迹上前行,却从当上局长第二年起收受贿赂,“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3年。
“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是很多年轻干部的成长路径”。这些年轻干部尤其是80后,大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活工作舒适稳定,很少经历过逆境,又年轻气盛、自尊心强、思想开放,在当今较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容易产生付出与回报不平衡的想法,特别是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容易走向贪污受贿的深渊,“腐败起来胆子更大”。面对这种新形势,探索培养储备年轻干部新方式,完善年轻干部成长新路径,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敢用、从严、善抓”,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遵循的六字诀。面对目前干部队伍“橄榄型”的现状,该区通过到基层一线解决实际问题、举办85后95后后备干部研修班等方式,给年轻干部经受学习锻炼、展现自己能力的舞台,变“伯乐相马”为“赛场赛马”,以实绩论英雄。正如吴江区委书记表示,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啃硬骨头”,明家底、对标杆、找差距、补短板,比学赶超,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在年轻干部中率先实现干部能上能下,才能把真正的好干部选出来,经受得住各种考验。据人民网
贪腐“年轻化”,跟年轻无关
治理贪腐顽疾,与年轻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源头问题衍生的“旁支”。某些程序设计,尤其是审批制度上的漏洞频出,会造成任意年龄段主体贪腐的无孔不入。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存在于某个年龄段的“堕落定律”,只有程序机制不完善下的“常态失守”。
无论哪个领域,年轻化绝对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是,年轻化在成为一种与“优等化”等量的标签时,也有其自身的“不可承受之重”。就像岗位年轻化衍生出“高血压年轻化”一样,干部年轻化也伴生着贪腐“年轻化”。
如果有印象的话,仅仅几年前,“58岁现象”还是当时贪腐案的一大景观,但从目前看来,这已成了过去式:其涉案主流人群已从即将解甲归田的老干部,前移到正值盛年且前景看好的一批“新面孔”上来—近日,有媒体记者从北京市西城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发现,在2008年至2013年间,该院查办的33名涉贿案嫌疑人平均年龄为45.8岁。
从58岁,遽降为45.8岁,是个非常大的落差。人们纳闷:前者的“晚节不保”,纯粹是临下台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捞一把心态使然,如果这还算“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对后者的“巅峰坠落”,其迫不及待中饱私囊,是出于什么样的“算计”呢?也许,“财迷心窍、利令智昏”是某些人群的“通用”魔咒。
本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对于年轻人的看好,完全是出于对其“学历高、专业强、头脑活、有闯劲”的一般性认知。但用人原则上的“新老更替”如果未能辅以管人程序上的同步“升级”,位高权重的年轻干部,难免重现一些“老毛病”。他们,接受新事物能力固然强,但是“学坏”也很容易。
于是看到,在各种诱惑面前,他们从对“一点小意思”的半推半就,慢慢演变成“鲸吞”。
那么,年轻干部哪来这么大的空间“挥洒权力”,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红线”的失守?报告显示,这些犯罪嫌疑人六成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4人,博士2人。显然,学历不是问题。在这个调查中,有个特征值得注意:33人中有27人是单位“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检察官表示,审批人员自由裁量权大、环节繁多、程序不透明,这为一些审批人员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
可见,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都有可能因滥用而变异。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事后查明,很多贪腐大案起初之所以没有被制约,竟是为了“保护年轻人的积极性”。要知道,充分信任年轻干部,让其放手去干,和“不用监督”绝不是一码事。在某种意义上,监督对他们恰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保护。对于年轻干部的过失,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别让过度保护成为纵容。
其实,从这里也应该看到,细密的监督适用于整个干部群体。在公职人员已被看作“高危人群”的当下,落马年轻干部只是其中一部分“临危不惧”者,而“贪腐年轻化”也只是贪腐问题的“冰山一角”。治理贪腐顽疾,与“45.8岁”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源头问题衍生的“旁支”。某些程序设计,尤其是审批制度上的漏洞频出,会造成任意年龄段主体贪腐的无孔不入。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存在于某个年龄段的“堕落定律”,只有程序机制不完善下的“常态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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