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记韦君宜

韦君宜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初见不识君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长篇处女作《义和拳》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怯生生的我对自己毫无把握。可没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出热情与主动，这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座谈会。

于是，李景峰来津，还带来一位身材很矮的女同志，说是“社领导”，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受气反道谢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

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他们站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

多亏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

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相见不语背后夸

不久，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楼的顶层。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我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笑嘻嘻地说：“老太太（人们背后对韦君宜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接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

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便擦肩而过。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小说人物的结局，相互关系，史料应用与虚构，还有书稿的语病。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随后，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抱回去看。我一看便惊呆了，上面密密麻麻竟写满修改的字迹，有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护我走上文学之路

那时我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油渍。

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来，那时没被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但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真真切切记在心里就好

去年（1997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一些朋友想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厚待于我，便通知我。

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

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但事后我得知老太太因病，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远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里。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里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于是我忽然发现，回忆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

（本文是冯骥才1998年4月7日所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号记忆》冯骥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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