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贵讲红旗渠的故事

杨贵老人于2018年4月10日辞世,听到这个消息,我拿出已经有些发黄的旧稿,好像再次走进杨贵的家,听他讲红旗渠的故事。

□许志杰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红旗渠的故事是一个难以忘却、澎湃激昂的奋斗故事。它所承载的那个时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与贫穷落后拼死抗争、创造美好生活的青春岁月,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精神象征。

1999年深秋,有幸和我的同事们到红旗渠参观。虽然此前曾经多次看过电影纪录片《红旗渠》,其中很多战天斗地的场景深深地烙在心上。但是,一旦身临其境,穿过高山云霞,听着远去的流水声,站在当年凿山开渠最为艰险的青年洞前,一眼望去如神龙不见首尾,蜿蜒曲折行走于太行崇山峻岭之间,还是禁不住被眼前的壮观和险境所震撼,感叹当年林县人民建设红旗渠之不易、之艰难,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多么崇高和伟大。

红旗渠始建于1960年开春时节。这是因为散落于太行山脉之涧,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的林县,有山无地,有地无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缺水十分严重的地方。不仅老百姓种地要靠天赐雨,连日常生活用水都无法解决,大旱之年不止一次发生过“人相食”的惨剧。历朝历代虽有修渠引水的工程,均属小打小闹,每遇大旱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民众难以聊生。1959年,林县再现大旱,境内四条河全部断流,水渠无水可引,人畜饮水断了,庄稼颗粒无收,连太行山上最为耐旱的崖柏都干死了。林县已没有水源,唯一的希望来自与之接壤的山西省,就是太行山的那边有一条浊漳河,长年不绝,水源丰富,是可以济林县人民于干涸之中的救命之水。林县县委把这个想法报告给省里,经豫晋两省和国家水利部沟通协调,“引漳入林”工程正式获批。

在林县的红旗渠展览馆,我看到了一张巨大的黑白照片,记录的是当时修筑红旗渠的人肩扛铁锨奔向工地的情景。队伍最前面那位头戴竹编安全帽、扛着铁锹、甩开膀子往前赶的高大汉子,就是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红旗渠建设的带头人,时年32岁的杨贵。在那样一个让人心情激荡的环境中,红旗渠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我,杨贵的形象也随着对红旗渠了解的步步深入而升华。听说杨贵住在北京,虽已是古稀之年,但身体硬朗,乐得与外界打交道,便产生了拜访他、亲耳聆听红旗渠故事的念头。几经周折,从林县驻北京的一个办事机构那里打听到了杨贵家里的电话和住址,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赶到了北京。

他家住在百万庄的一个干部宿舍区,据说很多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退休后都居住此处(杨贵是中央有关部门正式文件确定的副部级干部)。但是从外观的印象看,这里的条件并不好,虽是一些三层别墅式的小楼,却绝不是想象中的深宅大院,更像一个开放式小区。因为早有电话联系,敲开杨贵家门,自报姓名,我就被一位中年阿姨让进屋里。不一会儿,杨贵从楼上下来。迎着脚步声看过去,年逾七十的他腰板挺直,近一米八的个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头银发,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关于红旗渠的话题对于杨贵来说,不知已经重复了多少次,可以说红旗渠已经融入杨贵的生命,杨贵也已经成为红旗渠不可分割的部分,说到红旗渠就不能不说杨贵。但是,杨贵却说他自己就是红旗渠陡山峭壁上的一块岩石,每天听着渠水从远处的山里流淌过来,又分流到林县的每一亩田地,浇灌生长的小麦、玉米,滋润禾苗,淌进每一位林县人的心田……修建红旗渠之时,杨贵向全县人民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并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意为高举红旗前进,为林县人民修渠造福。

一个上午,杨贵讲红旗渠,如红旗渠引来的清澈之水,舒缓淡泊,娓娓道来。上善若水任方圆,在杨老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当年那种英姿勃发、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更多的是平静。从杨老的话语中,也听不出当年要“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气与壮阔,更多的还是平静。他讲得最多的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如何鼓励他修好红旗渠,当年林县人民的无私奉献,邻省山西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81名为修建红旗渠而牺牲的林县好儿女。

红旗渠修建历时近十年,到1969年支渠配套工程完工,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挖砌土石达到了2225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石土砌成一道高2米、宽3米的墙体,可从哈尔滨修到北京再到广州,堪称一条新的万里长城。总干渠红旗渠为70.6公里,另有分干渠、斗渠、农渠,全部相加总长达到2488公里。

杨贵说,那时候的中国还很穷,国家拿不出多少钱支持红旗渠的建设。当时的全部投资是1.2504亿元人民币,国家给了4625万元,其余为县乡村自筹资金。县乡村的钱哪里来?就是全县人民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一毛一块攒的。杨贵说,他可以打保票,1.2504亿元没有一分钱用在建设红旗渠之外。这一个多亿放到现在是个什么概念呢?2016年红旗渠获批国家5A级景区,门票100元一位。以每年200万游客的保守估计,一年的门票收入就是两个亿。而在当时,红旗渠带给林县人民的利益更是巨大,56万多人和37万家畜解决了吃水问题,54万亩土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不足百斤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近500公斤,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出现个别人否定和批评红旗渠的声音,甚至抛出了劳民伤财、好大喜功这样一些伤害林县人民的论调。这使杨贵非常伤心。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也是我看到老人家唯一一次低头不语。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当时有些窒息。沉默许久,他说,如果有人以此来否定我个人,我不会难过,但是以当今的眼光否定历史的状况,否定林县人民谱写的红旗渠精神,我是无法接受的。杨贵说,因为当时施工条件太差,没有像样的大型机械化设备,基本靠人工去完成每一道工序。无论多么艰险,林县人民争先恐后,置生命于脑后。这也是造成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但这不足以否定红旗渠、红旗渠精神和林县人民。

1974年,邓小平带了十部电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第一部放映的就是《红旗渠》。周恩来曾自豪地对外国友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创造了两项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红旗渠。这些伟大的奇迹不管出现在什么年代,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都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杨贵家客厅的一张林县全境地图(这是我在他家看到的唯一一件与林县有关的东西)前,我们合影留念。告别后,我回到单位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先寄给杨贵,请其把关。不几日就收到杨贵返回的稿件,除个别节点有所订正外,有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描述也基本被划掉了。这使我很为难,离开杨贵怎么去讲红旗渠的故事?如同脱离了红旗渠,杨贵的人生也会变得不再那么丰满。于是,决定暂且放一放,待时机成熟再征求杨贵的意见,适时刊出。

不承想这一等就是近20年。杨贵老人于2018年4月10日辞世,听到这个消息,我拿出已经有些发黄的旧稿,好像再次走进杨贵的家,听他讲红旗渠的故事。

杨贵曾说,他常梦回林县,却不敢再回去,怕给林县人民添麻烦。听说他的骨灰将会在林县安葬,我想这当是杨贵的心愿。与红旗渠同在,他有这个资格。

斯人已去,红旗渠的故事会世代讲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精神支点。而且,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五A级红旗渠景区每年迎来大量游客,可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如此造福当代、惠及子孙之伟业,势必为人民所铭记。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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