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低低的爱

黎戈﹙作家，现居南京﹚

契诃夫早年是个短篇讽刺小说家。那时的小说只有两种：一种是供有闲阶级谋杀闲暇的长篇连载，另外一种是快餐消费品，按行数计费的，一般都是几十行。契诃夫年轻时，一是自视甚低，二是为了养家糊口，写的全是这类小文。这也练就了他文字的爆发力，行文效率，必须在规定的行数里，让剧情成熟，人物成型，还要有余波。

内米洛夫斯基的《契诃夫的一生》，其文字密度，意象密集度，情绪饱满的润泽度，差不多就是契诃夫小说的质感和抒情气质，真的很奢侈。

从表象上看，契诃夫温和圆融，没有棱角，和任何人都不会有剧烈的冲突，迥异于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烈性与好斗，但是，也没有人能真正地接近或是渗透进契诃夫的内心，他像少女维护自己的贞洁一样，用一层月光般清冷的釉化剂，让别人轻盈地滑过他的表层，而无法深入。受到屈辱的时候，他从不出恶言，而是隐于人群，慢慢消化和吞咽。他的第一部戏《海鸥》，被喝了数次倒彩，剧组人员，有的昏厥，有的痛哭，有的豪饮泄愤，继而大家发现契诃夫失踪了，第二天出现在人前的他，仍然是无波的平和，中间发生过什么，他如何度过了崩溃期，没有人知道。他屡屡艳遇，频频得手，可是他对妻子的要求是“最好是一个月亮，不要和我出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敏感柔脆的人，自卫的方法通常是两种，一是尖锐的对立，二是用貌似温柔的“不抵抗”，使对方的敌意变成无用功。契诃夫是后者。

他比托尔斯泰低很多。他出身低微，历代农奴，父亲那代才刚刚赎身成自由人；他落笔很低，笔下最成功的角色都是农民、小商人、小修士；他自视很低，撰文的前十年都不署自己的真名；他的信仰很低，童年时，爸爸用严苛的唱诗和行礼，彻底摧垮了他的信、望、爱；成年后，他视托尔斯泰为导师，用后者的救赎理论，以文为刀，力图改良社会，最后他发现，过度介入的文字，完全丧失了小说的本来职责，他和他周围的市井贫民，根本就是一块布料上剪裁下来的。他是小说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他实在无法拥有托尔斯泰那种俯瞰和救民于水火的半神视角。

之前看过契诃夫的萨哈林考察笔记，满目的苦役犯，荒凉的冻土。平淡的口吻下，有种和黄色书页一样真实的力量，让你知道，他所描述的东西，曾经存在过。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契诃夫要在那个氛围里去西伯利亚考察苦役犯呢？当时的俄罗斯文坛正好是个青黄不接的过渡带，托尔斯泰进入低谷，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白银时代还未到来，整个文坛就是他一个大腕。如果是现在的作家，赶上这种机会，还不知道怎么炒作自己才好呢。他为什么要用非常宝贵的大半年时间，在极不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去那个苦寒的地方，做一个调查员就可以做的事呢？我想起他在旅途中投宿的农家客栈，翻身就是一把臭虫。西伯利亚铁路当时还没修好，全是靠马车在夏天的非冰封期里才能艰难地跋涉，一路都是泥泞的滩涂，而且他本身就有肺病，西伯利亚的苦寒对他的身体真是雪上加霜啊。

现在我才想通，正是这种浪费，才是他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责任心，像最纤细而优质的麻绳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拴在已经陷入泥泞的社会现状上，咬着牙，拼命想把它拖出来，托尔斯泰是向上飞升，最后成了宗教狂人；契诃夫是向下扎根，彻骨的寒心和绝望。高尔基也去“上层建筑”安排的西伯利亚监狱勘察过，他是个被“驯化”了以后，很会领会主子意思的御用文人，他也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被整顿安排过的，非现实版本的监狱状况，他写出来的，完全是贴着“上层建筑”心意的东西吧。高尔基的境界，也就输在这一点上，倒不是他的小说技术。内米洛夫斯基在契诃夫传记里，反复使用的词汇是“当时的俄罗斯”，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好，因为它有根系力量，里面涌动着内米洛夫斯基对俄罗斯气质的理解和爱。

契诃夫的爱很低，从少年时代，他就拖着孱弱的身体养家。这个沉重的负担，消耗了他所有的财力和生命力。契诃夫热爱土地，他种植果树，给玫瑰修枝，带着两条猎犬在林中愈行愈远，这些都是他荒漠般灰暗的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水滴。他是一个忧郁温吞的男人，按照互补原理，他爱的女人，都是生机勃勃，充满青春活力。终于把他一脚踹上婚姻祭台的奥尔加，像试帽子一样，不断地调试着契诃夫的好感开关，揣测着他的易燃点；这个病弱而孤绝的男人，需要的是一个独立而灼热，且神经结实性情刚猛的女性，她最终明白并且成功地实践了。

后来，契诃夫总算结了婚。奥尔加是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他自己在荒郊野外养病，捉老鼠打发时日。俄罗斯的冬天阴霾湿冷，没人添柴，没人斟茶，没人尽妻职，妻子却在莫斯科彻夜的狂欢和社交，享受着奢华的极致，而他，从不抱怨，临终前，他焦灼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妻子为了看护他，没有按时吃午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爱她甚于自己，力图帮她成就自我，最大广角的体验生活——这是我很难在男性文人身上看到的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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