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明珠潮州窑 □张国伟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早在新石器时期，潮州先民已能制作出印刻纹饰精美的硬软质陶器。考古发现，潮州的陶器手工业可追溯至距今4000多年的虎头埔窑，为广东史前最为重要的陶器制作场所。唐代潮州窑已从制陶发展为制瓷，并形成相当规模；到了宋代，已能大量生产精致的青白瓷并销往海外；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海禁的主要商品；至近代，陶瓷产区分布广、产品门类多，规模日益壮大；当代潮州陶瓷产品远销海内外，潮州成为“中国瓷都”。

潮州，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改义安郡而设立州治，因“潮水往复”得名。潮州窑唐宋以来在潮州广泛分布，主要为外销而生产。在不同时期，其瓷器的制作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具有共性和延续性。如唐代的水车窑、北关窑，北宋的笔架山窑，明清至近代的九村窑、高陂窑、惠来窑以及枫溪窑等，都是潮州窑各个时期的窑场代表。

唐宋青瓷 扬帆海丝

隋唐五代，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时期。唐武德五年(622年)李靖平岭南，潮州归属唐朝。自常衮、韩愈治潮后，潮州恶劣的地理环境逐步有所改变。唐代中期，大批移民南下，带动当地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潮州程乡(今梅州市)水车窑及城区北关窑的生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发展的。

宋王朝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持续威胁与制约，鼓励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进行航海贸易。由于南海对外贸易航线的开通，海外市场对瓷器的需求扩大，促进临港瓷业的发展，陶瓷也因此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北方窑工南移，把陶瓷技艺带至南方沿海地区。笔架山窑正是在当地窑工融合外来窑工之下发展起来的，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外销窑场。

自唐宋以来，瓷器是最大宗的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航海贸易顺季风北可至日本、高丽、琉球，南可达今之东南亚、西亚。潮州濒临南海，位于南北航线的中点，且因季风及海流(黑潮)对航海安全的影响，使潮州的地理位置显得更为重要，成为南北贸易的交通点，大量的远洋船只需在这里补给，潮州港成为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宋代市舶司设立，鼓励和规范海外贸易，主张“遵循旧法，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从笔架山宋窑的创烧背景、窑址发掘及海外发现情况，足见宋代潮州生产的瓷器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明清青花 勇闯海禁

明代的潮州府东南面海，其海岸线起自饶平县东界镇上东乡，止于惠来县神泉港西侧，自古以来海盗出没无常，当局屡禁不止。自明朝洪武至清康熙，东南沿海海防和地方治安隐患已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对海防实施管制，即“海禁”。明清纂修的《潮州府志》和《饶平县志》、明万历郭子章《潮中杂纪》，以及《明清实录潮州辑事》、《清宫档案》等文献，都以较大篇幅记述潮州柘林、南澳、碣石、靖海等沿海要冲的海防，尤其柘林为海道门户，是番船由福建往广东的必经之路，然而也成为倭寇、匪贼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清初，由于明朝残兵败将南逃、郑成功占据台湾及沿海寇贼猖獗等，内忧外患的局势，迫使清廷继续实施“海禁”。顺治十三年(1656年)下诏：“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或资寇通盗者斩，货物充公。”康熙元年(1662年)实施“迁界”海禁政策，尽烧民居船只，片板不许下海。雍正五年(1727年)又重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禁止国内商人到南洋贸易的规定，凡商船出海，都由官府登记人数、年貌，回时人数如有短少或增加，或年貌互异，都要追究查办。

沿海边民素来以贩海为生，“海禁”之后，民众生存受到威胁，冒险违法，出现了“亦民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通过贩卖市场需求的商品，牟取利益。潮州窑青花瓷受海外市场需求刺激应运而生，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私商销往海外。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立的《西厢陶工碑》(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载：“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伙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概答应……”可见西厢下社的枫溪窑业，承担当时的府县各衙官方用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解除，雍正之后航海贸易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潮州的红头船成为连接南洋的主要海上交通工具，潮州瓷产区产品通过樟林、柘林等港销往南洋。

潮人潮瓷 立足南洋

清咸丰十年(1860年)，依据《天津条约》，潮州府汕头港对外开放通商，至民国初期，进出港货物迅猛发展。汕头港洋货倾入主要为鸦片、棉布、棉纱、矿产物、煤油等商品，外国以此换取潮州的蔗糖、陶瓷、麻布、药材等土特产。近代，潮州的窑场主要分布于枫溪、大埔、饶平。《潮州志》载：“潮州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至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

枫溪因邻近汕头港，瓷业生产迅猛发展，乡间能人吴子厚、吴潮川引领乡民发展瓷业生产，枫溪瓷区形成了如合大瓷厂、荣利瓷厂、陶真玉瓷厂等为主及家庭作坊为辅的规模化生产，计有300多家，拥有30多座龙窑，产品有中温的米黄釉、色釉、彩绘为主的日用瓷和陈设瓷。特别是创烧了大窑五彩，成为能与洋货竞争的主要品种。大埔瓷区发挥传统优势，生产高温的青花瓷和青花红绿彩瓷以及釉上彩，产品主要为日用瓷。《大埔县志》就瓷器销各省及南洋各埠的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对外贸易额是3889.459两，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增至11912.478两，远程帆船当最盛时不下数百艘。”另据民国25年(1936年)《潮州志》载：“大埔县销往南洋各地的产品，有高陂土碗100万担(每担100只)。”饶平瓷区主要集中于九村，产品以釉上彩瓷、青花瓷及红绿彩的盘碗为主。

在20世纪20～30年代，枫溪陶瓷业进一步发展。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中说：“潮瓷为土货出口之大宗……潮属枫溪，素为出产瓷器最多地方，水陆运输，均极便利，销路异常活跃，该区人民业此者，约占十之七八。全潮人民，日常用具之瓷器，多采办该区出品，其余大部分倾销南洋……潮梅瓷器出产，经汕头出口者，每年值五百万元，枫溪瓷为最多。”

潮州瓷产区重视人才培养，以提高产品质量。《潮州志》载：“二十年(1931年)间，金山中学特增陶瓷一科于枫溪吴氏宗祠，以从事技术改良之讲习”；“二十三年(1934年)曾聘德国技师前至考察，而谋改进”。1943年秋，高陂成立广东省立高陂陶瓷职业学校，学校开设了设陶瓷美术专业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教授初中课程和美术专业课，高级班招初中毕业生，教授高中课程和美术专业课，学生80人，1949年春该校停办。

1943年《大埔县志》在谈及该县的贸易时写道：“以高陂碗行为最大，每年营业额连饶平过境产物，合计最多时达二百余万元，最少时也当有百万元左右。”

近代，在“下南洋”的背景下，以枫溪为主的潮人陶瓷业者与东南亚陶瓷业关系非常密切。20世纪初，东南亚一带发展橡胶业，由此促进陶胶杯的大量需求，带动陶瓷业生产。之初，产品从枫溪运往东南亚；之后，由于诸多原因，潮人逐步进行当地化生产。东南亚潮人瓷业为寻求长期发展，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品线不断延伸，至今新加坡的陶光、源兴、源发、三美光等，马来西亚的陶海滨、缶涵(佳丽登)、黄善合、永发兴、吴丰成等，泰国的昌盛、陶弘泰等，这些东南亚的陶瓷业大多数仍为潮人家族经营。

20世纪30年代之前，枫溪陶瓷业生产工艺各方面处于传统的原始阶段；30年代之后，在海内外各方面的影响下，经过各方努力，枫溪已经能够生产精细釉瓷，作坊规模、外销能力有了明显进步，产品逐步形成地方特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乡村半工业化特色产业的典型。

当代瓷都 播誉五洲

当代陶瓷业是潮州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兴盛时期。1949年之后，高陂属今梅州市，枫溪属今潮州市。高陂、枫溪各自成为广东省两大陶瓷产区。1959年，枫溪及城区的400多家私营作坊通过公私合营及合作化改造，基本形成了国有及集体陶瓷生产体系。以陶瓷工业公司为主体的陶瓷生产系统，拥有瓷一至瓷九厂，陶一至陶三厂，以及美术厂、彩瓷厂、炻瓷厂、建筑陶瓷厂、韩江瓷砖厂、瓷釉厂、瓷泥厂、陶瓷颜料化工厂、(国营)彩瓷厂、(二轻)彩瓷总厂。1990年之前，这些陶瓷企业是广东省重要的外汇创收单位。

199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涌现出一批规模化生产的民营陶瓷企业，它们成为经营主体，壮大了潮州陶瓷体系的规模。潮州陶瓷企业达3000多家，其中规模上企业300多家，产值超百亿，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通过资金、技术、新产品开发及外销等优势，使潮州陶瓷业在国内拥有重要的地位。2004年，潮州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总会授予“中国瓷都”称号。近年来，潮州陶瓷业不仅形成了产业集群，还在艺术瓷创作上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在完成产业规模化之后，产品结构正朝着环保、节能、及更具文化内涵、高附加值等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潮州窑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外销窑场。从潮州窑的发展历程看，可分为唐宋时期、明末清初、近代、当代四个兴盛时期。自唐宋以来，在海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产品大量销往海内外，潮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也印证了潮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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