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深夜“递哎哟”

女报记者 朱洁

4月14日下午，读者见面后之后，张炜先生为读者签名。

胶东半岛有句俗语——“递哎哟”，当一个人没有任何自尊，生存遇到了最大的危难，不得不带着极大的屈辱去乞求的时候，就会被这样形容。“哎哟”去掉“口”，即为“艾约”，这俩字则成了张炜先生长篇新作中男主人公淳于宝册那座宏大居所的名字。

中国作协副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新作《艾约堡秘史》，日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他40余年创作道路上、1700多万字文学王国中的第21部长篇小说，也是他“20年来写得最过瘾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是《独药师》。“艾约堡”是一个空间，“秘史”是一个时间，两者相撞，搭建了非常奇特的叙事结构，更融合了清晰、准确反映不同人物特征的不同文体。小说一开篇的描写就让人惊叹，淳于宝册的情人，也就是艾约堡主任蛹儿，面对镜子观

察自己的身体，“打量自背部而下的曲线。臀部过于突出了，因为韧带与皮脂股骨肌之类的组合，生生造就了一种致命的弧度和隆起，它收敛而又炫耀，于沉默中显现出活力四射的挑衅的品质。可以毫无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令无数人滋生愤怒的部位”。但几乎同一时间，淳于宝册心心念念的是民俗学家欧驼兰，他以民俗爱好者的身份接近她，“他发现自己变得小心翼翼，掩藏着男人的殷勤与体贴，用庄重和自尊包裹着男女之间常有的一些小破绽。这样的日子漫长而又短促，美好极了又煎熬极了，他在一天里要无数次忍住敲门的冲动，费力地寻觅各种相会的理由”。

评论家陈晓明认为，类似的描写正表达了淳于宝册在欲望和爱情之间的摇摆，写出了一个年近60岁成功男人的心理。其实，书中的爱情也不是世俗之爱，而是某种象征，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淳于宝册饱经(难，世事洞明，具有极为罕见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由一个文学少年成长为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大实业家，他亲手缔造的狸金集团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北方王国。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吞并一个小渔村的过程中，他陷入了一场胜负难分的痛苦鏖战——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尖锐现实，农村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追求精神真爱与不放过物质利益的剧烈矛盾，都在此凸显。

正如张炜作品研究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顾广梅所言，《艾约堡秘史》是对中国当下境遇、中国当下问题的最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文学式表达，是对情与欲在资本隆隆推进的物质主义时代最细致入微的描述。

4月14日下午，泉城路新华书店，张炜先生在为新书举办读者见面会之前，接受了女报记者采访。

倔强与求饶

都市女报：张炜老师，这次写作为什么选择了当代巨富这个题材？

张炜：这是个酝酿了30年的长篇，但关键点并不是巨富。

1988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位老板。他是我十几岁时就结识的一个文艺青年，是藏在民间的“大写家”，整个人身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量。20多年后再次相逢，他竟然成了一位大老板，时代为我们变了一个大戏法。我问他还写不写东西，他回答得豪气：“当然写。我还要把所有写下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装帧印成一大排。”这个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对这个人感兴趣，只是他偏偏是一位巨富。巨富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类人，他们身上迷人的魅力和人性的隐秘。

当然，今天的暴富阶层写起来很难。要写一位巨富，就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比如阅读他们的传记、中外一些所谓大实业家的资料，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及爱情等等。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仅有阅读还不够用，要有实际的接触交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都市女报：艾约堡的主人淳于宝册，在艰难的求生之路上，面对各种人性之恶，总是倔强地在心中呐喊，“绝不递哎哟！”那么，他为什么用“艾约堡”纪念自己的昨天呢？

张炜：淳于宝册受了很多的苦，倔强，刚强，从来没有向黑暗的东西“递哎哟”，但这是外在的。内在的一方面是，他一路上九死一生，怎么会没有求饶的声音，他对整个人生“递哎哟”的声音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声音他隐藏下来了，心里的哀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曾想，到了花甲之年，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才迎来最大的考验——他没法超越自己，他心里追求的很多东西没法超越，爱情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财富对他异化的问题……他陷入人生的迷宫，转不出来，那是他最大的哀求，那是在午夜中、在灵魂深处发出的绝望之声。

都市女报：他有走出迷宫的可能吗？

张炜：人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以后，有些东西就再也不相信了，这真是悲哀至极。用什么办法把人心底的敏感撩拨、激活，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道德，让他觉得正义可以有，尊严可以讲？在有些人那里，在物质主义时代，这真的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这部书想做的，就是这样的难事，这也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

复杂与真实

都市女报：您怎么概括淳于宝册的人性特点？

张炜：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他身上有虚荣、虚伪，也有可贵的真挚；他非常残忍，又极其善良。

把这么复杂的一个人写得真实，而且把他每一个复杂的角落都深度表达出来，对我是很有难度的。怎么能把巨大的虚伪和超人的真挚，玩弄人的下流和不顾一切的热烈追求，在一个人身上统一呢？这个东西很难。不过，若去分析各行各业在能力方面处于第一流层面的人物，似乎都能发现类似的痕迹。

都市女报：主人公身上有多少您个人的影子？

张炜：所有的作者，都在努力让自己离笔下的人物远一点，越远越安全。他表达出来的，比他简单的、真实的自己要复杂得多。所有的作者写东西，哪怕用第一人称写，都要远远绕开自己。

但是，无论怎么绕，绕来绕去，每个作者到了晚年的时候，不管写了1000万字、2000万字，还是像歌德一样写了三四千万字，他发现最终只塑造了一个主人公，那就是自己。他没法掩藏，他无论怎么夸张，怎么谦虚，怎么傲慢，最后还是整个地在写自己。

淳于宝册这个人特坏，我没那么坏；这个人又特好，我也没他那么好。总之，大的方面是不一样的。但我肯定借助个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去理解他，同时用想象去抵达那些很隐秘的、很狭窄的、一般人去不到的角落。

我为谁写作

都市女报：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张炜：书中讲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对于我当然构成很大挑战，要把握一个度去表达我个人的忧虑和愤怒——我内心有巨大的不安，巨大的愤怒，巨大的爱，巨大的责任感。但，这不是最难的部分。

每写一部书，我都是在技法方面遇到最大的难题，因为我不愿意用已经形成的那些经验和技术。我写了40多年，这方面攒了足够的经验，我架构一个长篇，两天就出来，每天可以写五六千字，很快就能完成一个大致不错的小说，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写作。这个量的积累对我没有意义，每一部新作，我一定要写出它和上一部长篇强大的距离感，有张力，有新的笔调和语言。

好多人羞于谈技巧，就愿谈责任；我恰恰相反，不愿意谈责任，不羞于谈技巧。技巧，是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将来要写出好作品来，肯定是在技术层面上勇于去突破自己，要不停地、刻苦地盯住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纯文学的写作，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就是跟语言干上了，就是跟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汇干上了。一个纯文学作家最大的快感是什么？就是在个人语言的表述里面过一把瘾，谁的语言瘾过得足，谁能够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谁就是一个好作家。

很多人都觉得我过得很苦，可我的幸福他们不知道。我写《独药师》那几个月，幸福极了，我也累，但是最幸福的事有时候就是累。我享受极了，我个人寻找到了语言表述，幸福的体验没法对别人讲。《独药师》写完，回到《艾约堡秘史》，又享受了一年半幸福。

都市女报：这样的作品，对读者来说也是莫大的享受。

张炜：有人曾问我，“你为谁写作？”这个问题要回答个套话很容易，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我给那些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写作，我写的是文学作品，没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来看，我写了就是白写。

有文学阅读能力的，是不是指有很高的学历、读了好多书的人？不一定。文学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人可能有高学历，却未必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对语言不一定敏感。有的十来岁的孩子，刚刚能够磕磕绊绊读书，但他天生就对文学有一种敏感，他谈读书的感受，不怎么使用术语，但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孩子是真懂文学。

好书不怕厚，好书不怕多，怕的是这种书太少。我不敢说《艾约堡秘史》就是这么好的一本书，但是我可以告诉读者，这是我20年来写得最过瘾、最沉浸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就是《独药师》。如果你具有文学阅读能力，通过这本书就会跟我有一场饱满的对话。

诗人小说家

都市女报：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张炜：我就想写出一点好诗来。我从小读中国的唐诗宋词、《诗经》这些东西，再后来读了很多自由诗，一开始动笔也是写诗。我老觉得自己有这种生命特质，能成为“挺大”的诗人，这种自我期许很强烈。

我不停地写诗，但发表的作品很少，离我的要求也很远。我的诗很硬，很大，我慢慢地压它，像摊饼一样摊它，摊一层是散文，再摊到边上是小说，但中间最厚的、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诗。

都市女报：难怪顾广梅教授认为，您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在中国雅文学的脉络上，打通了诗文传统与通俗叙事、虚构叙事的边界，用诗文的优雅、绚丽、婉转来讲故事”。

张炜：广梅过誉，但我确实没有继承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传统小说都是武侠，从前雅文学里是没有小说的，除了《红楼梦》——它肯定是继承了中国的诗文传统，你看它那个气质，俗文学很少。我继承的是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和中国的戏曲，是中国雅文学。武侠的东西，我一点都看不下去，根本就不入脑。

都市女报：写作时怕什么？

张炜：最怕手机铃声和门铃声。写作时怕，读书时也怕，刚被好书吸进去了，又有人惊扰。

都市女报：有人说现在年轻人不太看纯文学作品了，但这次见面会上来的年轻读者非常多，年轻人对文学的热爱依然浓烈吧？

张炜：现在不停地有人担忧，说纯文学没有人读了，都读电脑、读手机了。实际上，这种担忧不是网络时代才有的。19世纪的欧洲，就有人叫嚷没人读文学了，但大作家雨果回答说，文学不会死亡，文学是生命里一种固有的需要，如果人类不爱文学了，男人也不爱女人了，玫瑰花也不会开放了。

另一位作家左拉说得就更绝了，“我憎恶那些高傲和无能的蠢人，他们叫嚷说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文学已濒临死亡。这些人头脑十分空虚，心灵极其枯竭，他们是埋头于过去的人，而对我们当代生动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是轻蔑地翻阅两页就宣布它们浅薄而没有价值。”只有那些不爱读书的人，才说“书都没人读了”！

任何其他艺术，各种热闹事物，都不能够取代文学语言的魅力。文学语言的魅力之大超出了你的想象，就像超出了我的想象一样。我十几岁爱这种艺术，爱这种语言，我现在60多岁了，越来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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