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笔记”里的另一个美国

春媚□本报记者 钱欢青

春媚，南京人，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同时，她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她将这段经历写在了《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展现了明亮、积极之外，隐藏在美国背面的孤独、犯罪、疾病、疯狂和绝望，也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

如此密密麻麻的伤痛在那个光鲜世界的背面无声流淌，春媚用她的慈悲为它拧开了音量。

迷失的灵魂，时光深处的故事

2015年的夏天，春媚已经博士毕业，并已在

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她还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再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学位，而此时，距离她自己的人生变故也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到一家精神病院实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春媚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受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成六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遗产——老年病室。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可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春媚却从疯癫

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仿佛校准了电台，清

晰地播放出那群迷途灵魂的心声，“他们带我进入

前所未有的心灵深处，一个我不敢触碰，从未到达

的世界。我变得柔软，心里从此多了慈悲二字”。

《疯癫笔记》基于真实的案例写成，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书中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作了调整，春媚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互相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疯癫笔记》是用来纪念我接触过的所有病人的悲苦。同时，故事也发生在我身处个人危机的漩涡，绝望地疗伤中。……一觉醒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而你的世界却彻底改变了。从此知道自己何其渺小，唯有无比珍惜，奋力前行。所谓战胜多是自大的谎言和假象，人类并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悲伤、孤独、焦虑、疾病与死亡，唯有与世和解，与己共存。”

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春媚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她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她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人背后的寻常逻辑，也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丧失的哀伤

“五十四岁，有长期过度服用止痛药的经历。抑郁症和毒品依赖，自愿求助，低收入人群医保。”

这是“四月”，春媚第一个负责直接面谈的病人，此前几周，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团体治疗和入院心理评估。四月父亲早亡，被母亲遗弃后由祖母养大，二十几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六岁的男人。两人非常恩爱，女儿娜娜的到来更是增添了无数的欢乐，直到丈夫的去世，直到女儿的离开。

娜娜生病后，四月辞去了干了三十年的老年护理工作，专心照顾女儿，而娜娜的死因，是四月在与春媚接触两周后某天的号啕大哭中泄露出来的：由于吸毒造成的内脏功能衰竭全身流血而死。“也许娜娜本不该死，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嗑药的。太难熬了，冬天的夜晚，没有人听我倾诉，没有人理解我。”

“马丁呢？”马丁是四月的男朋友，他们住在一起。“他是个农民，你知道的。是个好人，可他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有自己的儿女，并不懂得我的痛苦。”四月刚刚停止的哭泣又开始了。

丧失之痛，永远不会变轻，春媚写道，“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场，只有将电波调到与咨询者同一个频率的时候，才能与她接轨。所谓共情，就是她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无论是在她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陪在谷底，还是等她有了点气力的时候一同攀登，并提醒她陷阱丛生的地方。只有在一种绝对的真实和支持面前，病人才可以放下种种的畏惧和禁锢。于是两个赤裸裸的灵魂，在最深处建立了某种联系；双方共同走过一段艰苦的旅程，说是情感和精神伴侣也不为过。就在这样的交互中，心灵的治愈神奇地发生了，双方都有一种不可言说但心领神会的感受。”

于是，随着倾诉、交谈的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四月怯生生的声音终于有了某种坚定，“再没有人了，我是世上唯一记得娜娜的人。我要留住娜娜，不会让任何人把她(灭的。如果我也死了，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精神分裂者的启示

秋叶，十五岁，金发碧眼，轮廓分明，身穿白色衬衫和直筒牛仔裤，安静地蜷缩在沙发一角。唯一特别的是她突兀的短发，好像利剪带着满身的怨气，狠狠一刀下去，不计后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他们打我，现在身上还有伤痕。洗澡的时候不让我关门，卧室也没有门，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妈妈，还有哥哥，他们在人前表现得对我很好，可是大门一关就极尽虐待，不让我吃饭，打骂我，说我痴呆，还说我不如死了好。”

然而这一切都是秋叶的臆想。秋叶的母亲说，一个月前秋叶病情明显加重，她开始频繁地和自己说话，肢体奇怪地移动，一个人连续几个小时地漫步，甚至一丝不挂地跑到屋外的林子里去，她在洗手间的门上用红笔写各种字，在全身上下写字。

已经去世的秋叶父亲，是一位虔诚的浸信会成员和乡村歌手，生前和女儿异常亲密，每周一起去教会的唱诗班。秋叶深受父亲的影响，可是父亲去世一年来她一天也没有哀悼过，也许她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宗教的狂热和个人的伤痛嫁接，加速了秋叶的疯癫。

而某些时候，春媚却在对话中捕捉到了秋叶的内心。“死去的人还在那儿吗？”“嗯，不过没有那么频繁了。”“上次你给爸爸写封信，写了吗？”“写了。他很开心，我们一起唱了《必须重生》，我还画了一幅画送给他。”“画中人物的脸孔为什么会朝向不同方向呢？”“一边和你说话，一边在和神对话。”

和秋叶的接触让春媚感慨，“也许，并不是他们疯狂得不可救药，而是突然忘记了我们的语言；而我们出于恐惧，也失去了理解他们的耐心。即使无法将秋叶从幻觉拉回现实，哪怕让她的痛苦有一丝一毫的减轻也好。我们应该信任她，了解她。即便是已经踏入不归之路的入口，秋叶也要好好地走最后一段清醒之路。”令人欣慰的是，十几年来，家人带着秋叶四处求诊，从家庭医生到内科、脑科、神经专科和各式各样的心理治疗，一直是她身边的忠实陪伴，“从未离开，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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